文学赏析

丁国栋--与诗结缘

    发布时间:2018-04-19        

刚入学时,曾观看了高年级同学根据一首苏联歌曲化妆表演的小歌舞:六位女同学身穿连衣裙(布拉吉),头戴花头巾,伴随女声小合唱,摆出各种造型,曲调活泼,舞姿俏皮,歌词通俗上口。几十年了,那画面历历在目,那歌词我仍然记得:“集体农庄有一位年轻的老妈妈/她的名字就叫瓦尔娃拉/过生日大小女儿都来看望她/姑娘们快乐地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啊/来了五个亲生女儿五朵花”……这场小歌舞,在我稚嫩的心中,种下了诗歌的种子。 

小学五年级时,一次语文课老师布置作业,每人写一首诗,歌颂“三面红旗”。得益于平时读的闲书多,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首“诗”,就是那种顺口溜,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她选出几首,寄给《新少年报》,发表了。这在同学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的“处女作”就这样助长了我对诗的渴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初中毕业后,我报名来到军粮城农牧场工作,当年十六岁。在一个闷热的夏天,我公休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到配乐诗朗诵,是贝朗瑞的诗。我听得入了神,头脑里萌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觉,坐卧不宁,心里有了强烈的写诗的欲望。从此以后,我专心阅读外国翻译诗歌,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拜伦、泰戈尔……读书的兴趣,由《血字的研究》《神秘岛》转向《飞鸟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八月,诗人鲁藜被下放到军粮城农牧场改造。命运使我结识了鲁藜。我常常在晚上,偷偷溜到他居住的小土屋,拿出所写的诗稿,向他请教。他每次都认真、反复地看,说,诗不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写的“诗”,多是标语口号式的。

1980年春,落实政策。鲁藜对我说:“小丁,我就要走了,把你认为好的诗,挑一些给我,我帮你寄给《天津日报》的李牧歌。”5月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我的三首诗《灯塔及其他》,李牧歌寄来一封信,告知其他五首诗留用。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鲁藜是我的导师和引路人。他教我,写诗必须注意语言、结构和形象。与他相交三十三年,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

继鲁藜之后,在诗歌创作上,沙驼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从他那儿,我领悟到,写诗要朴实、真诚。他是一个老小孩,兴趣广泛。他迷恋集邮,收藏书信、旅游景点门票、烟标、报头、票证、信封、信笺……多年前,一次公休日,我登门拜访,他独自一人在家。一通海阔天空,他说:“阴天,光线不足,不能写字了。丁老师,咱俩玩烟标吧。”于是,从阳台搬来一个纸箱子,我们面对面各坐在一个短凳上,他饶有兴味地从纸箱中取出一张张烟标,有解放初期的,绿叶、金枪、烟斗、大婴孩……有“文革”时期的,战斗、大港、海河……他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君子不夺人所爱,他笑着摇头,送给我一些重复收藏的烟标。而今,他的一些收藏品,转到了我手中,那是他几十年的心血啊,我当倍加呵护,不负老人家寄予的厚望。

自1980年,我与东丽文学结缘,得到赵宝山、杜兴友、许向诚、韩武喜、曹砚香等老师长期的帮助。东丽的确是文学的沃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阵地,以前的《东郊文艺》《柳絮》《小荷》等,现在的《群众作家》《天津日报·今日东丽》。曹砚香编辑人品高洁,业务精湛,几十年来默默奉献,为他人作嫁衣裳,令人敬仰。而今,东丽文学的接力棒,传到王焕庆、刘则成、江芝梅等人的手中,愿他们以赵宝山老师为榜样,为繁荣东丽文学事业,积极奉献,再续辉煌。江山代有才人出,长风破浪会有时。

在东丽文学圈,我接触的人不多,但他们却个性鲜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黄恩益的大度,陈东的痴迷,许新复的睿智,崔金琪的严谨,李爱群的执着,程维洪的忠厚,何秉信的直率,商德刚的灵秀,张连发的质朴,刘郁苍和王玉霞的聪敏……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已年逾古稀,回顾走过的路,诗,这朵奇葩,滋润生命。活着,有诗陪伴,少些浮躁,多些从容。“小歌舞”,《新少年报》,贝朗瑞,鲁藜,沙驼,东丽文学,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让我没有迷失自我,认清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与诗结缘,如有来生,我心不变。

点评:

喜欢读丁国栋老师的文章,不但有成熟严谨的文字功底、娓娓道来的情节铺陈,更有稳重内敛的文人谦逊、语重心长的长者风范。读着,就如同回到小时候,冬三月的夜晚,守着火炉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一般,亲切,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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