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赏析

刘金镇--我的乌兰牧骑情结

    发布时间:2018-04-24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春风徐徐的早晨,我和社员们往菜园里挑粪,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关于乌兰牧骑的报道,令我耳目一新激动不已。伴随着广播员朗朗的播音,一组精彩的镜头闪现在我的眼前:蓝天白云下,身穿蒙古族服装的乌兰牧骑队员,身背乐器跨上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个个一专多能,报幕员也能唱歌,唱歌的还能拉马头琴伴奏,放下乐器又能跳起顶碗舞。台上演出自编的反映农牧民生活的节目,走下舞台还能为农牧民修理家用电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此时,我觉得我肩上挑的不是两只沉甸甸的粪筐,倒像大雁张开了翅膀,恨不得飞向内蒙古大草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记得当年,周总理面对进京演出的乌兰牧骑讲过一段话:“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你们要走向全国,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把乌兰牧骑精神带到全国去!”我深受鼓舞,决心脚踏实地在本村业余文艺演出队学习,追逐乌兰牧骑精神,干出点成绩。我把我的想法与团支部书记进行沟通,我们不谋而和。为了激励队员们,团支部为每位队员购置一件白色翻领的T恤,在胸前印上四个红色大字“乌兰牧骑”,紧挨着下方印上三个小字“流芳台”──我们的村名。演员们因穿上雪白的T恤而显得别具魅力,胸前四个鲜红大字“乌兰牧骑”像燃烧的火炬,指引我们前进,感觉自己已经是一名乌兰牧骑成员了。

乌兰牧骑队员能创作小型多样节目,我也觉得总嚼别人的馍不香,像他们一样创作出反映咱们农民的歌曲那多鲜亮呀!我在青岛新声函授学校学习一年,虽然掌握了音乐基本知识,但对于创作歌曲还未尝试过,也感觉很神秘。当时周围没有这样的老师和书籍,很是无奈。一天我在邻居家看到一本给孩子擦屁股撕走了好几页的旧书,一翻原来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著作的《怎样写歌曲》,哎呀!我当时就蹦起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晚上我就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

1964年我担任稻田放水员,五月天气醉人的温暖,我手握铁锨站在田埂上观看“铁姑娘”们插秧。她们肩挑秧苗在田埂上奔走,下地手拿秧苗插起秧来,就像穿针引线,在平静的水面上巧织翡翠丰收图,不由在我心中撞起创作灵感。四段的女声表演唱《插秧小唱》,我两天就出炉了,并选定八位姑娘排练。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秋夜,我们应邀到大东庄演出。当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脚蹬方口黑布鞋,头顶宽沿草帽的八位姑娘,在欢快奔放的乐曲伴奏下,唱起“五月里好风光,姐妹们下地去插秧,肩挑秧苗互不相让,脚步快如风来到地头上,我们是美丽的铁姑娘,要在这里打一个漂亮仗……”载歌载舞地登上舞台时,观众就响起了阵阵掌声。整台节目演完后,生产大队长握着我的手说:“我头一回看到《插秧小唱》这样的节目,唱出咱种稻人的心声。你们怎么琢磨出来的?”在一旁的我村团支部书记笑了,指着我说:“这是他的大作。”大队长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哎呀,老弟,作曲家呀!快给我们弄份歌谱,我们也演演。”我听这话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乌兰牧骑队员能写节目,我也写成了;不安的是我刚刚入门,里面的要领深着呢!没等节目演完,村支书早已派人把两辆大马车套好,等候我们上车送回家,我们手推自行车再三谢绝才走出村,乡亲们那个火一样的情义,跟牧民送别演出完毕的乌兰牧骑的情景毫不逊色,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好景不长,随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我的艺术之梦彻底摧毁,把我所有的书籍、教材、乐器,当作“四旧”一扫而光。就在这样的揪心岁月,我与邻村一个爱好文学创作的贫农子弟交成知音,他是村里广播员,酷爱读书,我在他那里借到了《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名著……让我懂得什么是真善美、假恶丑,也为我创作插上想象的翅膀。1970年我写了一首赞美秋收的诗歌,他看后说挺好。为了保险,我说把你的名字也著上,把它投给当时天津文联刚办起的《文艺革命》小报,最终顺利发表。年底编辑部通知我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可我的通知书被人扣下了。我丝毫没有沉沦颓废,这恰恰证明我有文学创作的潜力。尽管我生活的空间有些冷漠,可晚上灯下阅读,书里却有人间温暖。我要继续沿着进步的书梯攀登,哪怕仅有一束阳光的险峰……

1983年10月,不惑之年的我迎来焕发生机的春天。通过考核,我脱颖而出进入了么六桥回族乡文化站,就像鱼儿进入了大江,任我畅游,就像雄鹰撕裂捆绑,重飞蓝天。时隔几年,我心中乌兰牧骑的那把火又燃烧起来,虽然我们跟他们未见过一次面,但他们那颗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精神食粮的红色初心让我折服。农村文化就得走这条路,乌兰牧骑仿佛就在我身边,我们心相连,奔波在基层文化的广阔天地……

我呼吸着田野吹来的小岗村春风,跑遍全乡13个村,骨头缝里都洋溢着使不完的劲儿,选拔组建起文艺演出队。克服了没有活动阵地的困难,借用新立村的一间大屋晚上排练,一个月后,终于把一台欢庆1984年新春的文艺节目,由乡广播站录制完毕。大年三十的傍晚,我站在自家的门口,听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歌声,从广播喇叭里传来。我高兴地挑起水桶,奔向村中机井房,听听群众反馈意见。当我看见这久违的歌声穿越炸响的鞭炮、辉煌的灯火、缭绕在父老乡亲的心头,人人脸上堆满了喜庆时,我怎能不心潮澎湃,我人生转折的第一“炮”打响了。

乡文化站只有原新立村公社图书馆分拨的一部分图书,排练节目需要的二胡、笛子等乐器,都是演员自己带来的。我每次都是骑车到流芳小学去借手风琴。乡里资金还紧张,购置乐器十分困难。春节一过,我立马在供销社门市部打下借现金1千元的欠条,去市里购置了手风琴、扬琴、大提琴三件乐器。我说如果乡里报销不了,可以扣我的工资偿还。有了乐器不行,还得挖掘人才,有了人才还得有作品。我根据演员的才艺,量身为他们创作表演节目。为在部队文艺宣传队说过山东快书的复员军人刘金恒创作了反映农民科技致富的段子《摇钱树》,为本乡农民歌手郑国旺写出赞美农民个体运输户的男声独唱《我开着汽车出了庄》,为戏剧表演爱好者写出配合计划生育的独幕话剧《大年初一》……文化站工作逐渐红火起来,时任乡长任宪章拍板出资并亲自开车去市里为文化站购置了电子琴、架子鼓。1987年7月1日,我终于有了面对党旗举起右手的这一天,举起了我多年想举未能举起的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乌兰牧骑队员是多面手,干好文化站何尝不得会两手。为加强宣传力度,我主动地多把手,策划乡文化站与乡广播站联合办《乡蕾》蜡板油印小报,得到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文化站的工作中,文艺仅是一大块,另一大块是体育。文化站里里外外忙活我一个人,撂下耙子就是扫帚,白天上班,晚上加班那是家常便饭。我以乡乒乓球队为龙头,带动足球、篮球、象棋及田径等体育项目的全面发展,每年各种比赛排得很满,打开了全乡全民健身的新局面。1991年,么六桥回族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先进单位”,2002年获“全国亿万农民健身乡镇”称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保持先锋作用,就得不断“充电”,增强干实事的本领。得不到面授学习的机遇,就积极参加函授学习。我报名参加了中国剧协举办的“戏剧、电视剧函授班”。从1989年北辰区举办首届全市“天穆杯”话剧小品大赛起,么六桥乡文化站代表东丽区共参加了五届,其中四届荣获创作奖和表演奖。剧本都是我来写,在市群艺馆老师的指导下,艺术水平逐渐提高。除此之外,还配合区环保局等单位创作表演了《春雪》《冤家路窄》《一把抓》等小品,小品《西瓜缘》获“2000年中国曹禺戏剧奖·小品小戏奖”创作三等奖,并出席在深圳举办的颁奖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文化经费紧张,重重压力下,我下村进厂求助老同学、朋友、亲戚,并以他们厂家产品命名举办青年、少年歌手比赛。为保证演员排演时间,我还要帮她们解决卖稻米、卖西瓜、联系草绳销路等燃眉之急。乡政府没有演出场所,我们文化站每年都要麻烦东丽一职专礼堂演出。下村演出没有音响设备,就求助区文化馆。那段时间有尴尬,更有快乐。直到新千年伊始,区文化局下拨经费,文化站才添置了一套音响。有了它,演出队就像安上了两个车轮,走村入户,把我们的琴声、歌声传得更响传得更远。

我率领文艺演出队,追逐学习乌兰牧骑不停步。采访一个村,写一个村,演一个村,走遍全乡。到中心庄就说起天津快板:“村民刘金花,她不瘦也不胖,一双丹凤眼越看越漂亮。别看五十的人,性格倍儿豪爽,说起话来叭叭叭,就像那机关枪。居家过日子,啥事都碰上,自打丈夫脚有伤金花有主张。咱大事干不了,就办养鸡场,养起千只鸡,那就是小银行……”走进大新庄打起鸳鸯板就表演起山东快书:“烈日炎炎进市场,不同品种的西瓜排两行。只见一位顾客怀抱着个西瓜不撒手,来到摊位就称分量。老板说我先切块你尝尝,他操起满腔的新疆话笑着说,不用切不用尝,这就是咬一口甜掉牙的‘大新庄’……”当我们迈入双合村演出,由本村籍的四位女演员唱响了山东柳琴:“太阳一出闪金光,改革春风吹桥乡,农业结构大调整,小村骑在牛背上…”这熟悉的歌声、乡音激起广大村民雷鸣般的掌声,它竟然长出了翅膀,飞到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组,伴随着由东丽电视台为双合村民族养牛小区拍摄的纪录片《胖嫂养牛》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乌兰牧骑,你──听到了吗?

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观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并接见乌兰牧骑演员。1965年,周恩来在接见第一次全国巡回演出回来的乌兰牧骑时寄语:“望你们保持不朽的乌兰牧骑称号,把革命的音乐舞蹈传遍全国,去鼓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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