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赏析

张启娟 张莹--拒绝浮躁 敬重文学

    发布时间:2018-06-07        

2015年6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蒋子龙在《天津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发表文章《一个作家群落的形成》,讲述了一段东丽故事,文中这样评述:东丽区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成龙配套”,以“人才齐整、创作力旺盛,引人注目”的声势形成“一块极为突出的文学高地”。

这块突出的文学高地,来自于东丽区群众文学创作群体40年的奠基孕育,是东丽人民拒绝浮躁、敬重文学的标志。

东丽区是一个有着深厚乡土文学创作根底的文学大区,有着一支230余人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许多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来自放下锄头、拿起笔头的农民。目前已有5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6人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9人成为天津市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130人成为东丽区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个人作品集70余部,在省、市级报刊发表作品6000余篇,获得国家和省市级以上奖200余项,涌现出赵宝山、姚宗瑛、许向诚、王焕庆、狄青等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家。

著名作家、茅盾奖得主张炜说:“拒绝浮躁,敬重文学,是现代社会缺乏的一种文明。”而东丽文学创作群体,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坚守并耕耘着这份文明,展现了东丽别样的文学现象。他们带着农耕深处的墨香,律动着东丽的文化乐土,彰显了“书香东丽”的沁人芬芳。

上世纪70年代,全社会正处于精神荒芜状态,当时东郊区的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群众却有一种文学饥渴,具备阅读能力的人都喜欢看文学作品,痴迷文学的人又容易萌发写作的冲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东丽区业余文学创作奠基人赵宝山老师,开始在区里一个边远的学校不定期地举办文学讲座,亮出“高尚业余、文明耕耘、智慧劳作”的旗帜,吸引文学爱好者,激励大家搞创作。赵老师从标点符号开始辅导,甚至是稿纸怎样占格都要亲自说明。赵宝山老师说:“当时东丽区文学辅导是空白,给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文学写作辅导,当时我骑着自行车满处寻访爱好文学的人,到农村、到工厂、到机关、到学校寻访,比如到小东庄乡务本村许向诚家,他家有一条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它一直叫,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熟悉了,它就不叫了,见到我就像见到了老熟人。”

从1977年至1979年间,东丽群众文学创作队伍初具规模,创作激情高涨。正像蒋子龙先生所描绘的:“有工作的人下了班,下地的农民收了工,都从10多里甚至是20多里外赶到辅导班,或谈构思、或讨论语言……写作的人谈起写作,常常忘记时间,那时城郊接合部还经常停电,有的作者便自备嘎斯灯。还有人患夜盲症,去的时候天还挺亮,自行车后边驮着女儿,回来时深更半夜他看不清道,就让女儿驮着他……大家怀着一种特别的热忱和勤奋,让向往文学变得很美好。”

1979年,成立了东郊文学社,开办了油印版的文学报《东郊文艺》,一支生机盎然的创作队伍意气风发地走进《东郊文艺》,踏上了一条文学创作的“不归路”。许向诚、王绍森、狄青、姚宗瑛、丛文、芦苇、王焕庆、张法奎、刘则成、江芝梅、陈东、商德刚、黄恩益、丁国栋、许新复、张松枝、刘金镇、马塾滨、晓蕾、刘郁苍、张廷继、李支柱、邢喜峰、杨剑萍、王立刚、王顺义、李爱群、张连波、李文祥、崔金琪、宋硕义、张秀华等一批创作者,都成为了有成就的作家。1989年,由东郊区委常委会批准,东郊文学社正式更名为东郊区群众作家协会,后更名为东丽区作家协会。《东郊文艺》杂志也更名为《群众作家》。东丽区多次为区文化馆拨专款,经常组织活跃的文学活动,扎实推进,锐意创新,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打下深厚的基础。区文化馆为区文学爱好者出版的文学作品集召开专书研讨会,鼓舞士气,聚拢人气;举办群众文学笔会,以文会友,找寻知音;邀请著名作家鲁藜、蒋子龙、冯骥才等进行辅导讲座,为文学爱好者解疑答惑。文学工作者韩武喜、曹砚香为此付出巨大心血。业余创作者们受到鼓舞,写作的劲头更足了,各乡还相继办起了乡办文学小报,小东庄乡的《芦笛》、李庄乡的《柳絮》、军粮城镇的《田野》、么六桥乡的《乡蕾》也分外夺人眼球,东郊的群众文学创作,可谓风生水起,乡情飞扬。各种稿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雪片般落到赵宝山的办公桌上。赵老师的自行车实在是跑不过来了,就用书信的方式往来于作者作品之间,至今存留下来的回信还有1100多封。赵宝山说:“那时通过邮局把稿寄到文化馆,近处的送来,我看稿,即使作品质量很低,我都写回信,因为作者是很认真的,我是以尊重的态度写回信,他们接到信很受感动,从此更加爱好文学。”

随手打开赵老师的辅导信件,封封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充满着强烈的真情实感,让你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文明温度,笔者竟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来:“这篇人物速写是准备用的,但有些地方需要你再推敲一下:经过删改,你的意愿有无损伤?总的看来内容显单薄,你还有补充没有?不要乱补充,以免伤害原有幽默的调子,要慎重些,如无补充也不要硬加……”

从东丽走出的业余文学作者,现就职于《支部生活》杂志的编辑狄青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100多封辅导信,这些信放在一起,真的能给人一种震惊的、冲击的感觉,尤其是在当下看,你会发现这些信真的是一种太稀缺、太珍贵的东西。”

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因思想的突然释放而热衷于文学,新世纪的人们似乎更关注经济的收入与生命是否健康,而东丽区的群众文学创作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品格。那些从上世纪70年代一路走来的东丽创作者们令人钦佩,他们所走过的文学之路印满了无数的汗水与泪滴。农民女诗人芦苇既拿锄头又拿笔头,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得到作家冯景元的著文评论,文章说:“芦苇是一个人,也是一种精神,读她的诗洗心。她是天津诗界的‘农民工’,是用生命写诗的人。2006年《芦苇诗刊》诞生,她率先竖起农民追求高品位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面旗帜。”

同样是喜欢写诗的农民诗人许向诚,下畦为自留地浇水,一路上脑子里都在琢磨词句:“祖父说土地是个女人/种什么就生什么/祖母说土地是个男人/吃什么就长什么……”快到中午时有乡邻从地边经过,一个劲儿向他道谢,原来他费了半天劲儿是浇了别人的地。正是在这份执着下,不足10年他就陆续出版了3部诗集,成为天津新诗坛上数一数二的人物。

“乡土文学”,来自于农民,归宿于乡村。她根植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诉求,表达着乡土的心跳、心律和心声。2000年,同样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东丽区青年作家王焕庆完成了他的心血之作──《时代·农民·命运》“农村三部曲”。这套约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以东丽区某个村为背景,描写了村里的人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贫穷走向富裕的故事,揭示出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命运的必然结果。

王焕庆说:“起初写作的时候,一百个字能挑出50个错别字,怎么办呐,没办法,就让人做笔录,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自己才能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小说出版之前,王焕庆想请《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给点拨一下,但他们之间并不认识,因而王焕庆寄上书稿之后,心中很是忐忑。不想没过多久,陈忠实先生就仔细地读完了书稿,并作了序言。提到三部曲的出版过程,这里还有一段故事。王焕庆说:“当初我把稿子送去,社领导请来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编辑接稿子。我试图打探能不能顺利出版,社领导只冷冷地回敬我三个字‘看稿子’!一副拒绝套近乎的表情。我只好缄口退出,乖乖回津等待。过了两个多月,编辑竟主动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建议某一类情节再做修改。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在电话里直接对我说:‘给你出这三部书,我们破例了。’听到这样的话,我当时举着手机的手举了半天才撂下来,被感动得痴呆了,内心还萌生出了一份庄严。”

小说家姚宗瑛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跤坛风云》《跤坛风尘》《跤坛风流》,天津作家协会曾组织著名评论家、作家研讨他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蒋子龙评语:第四部长篇小说《天时》“有对农民命运非同一般的思考,是一部厚重的大书”,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今年,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赌跤》在天津日报连载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大型书展上签名售书,被读者抢购售罄,再现了东丽文坛佳话的风景。

东丽区群众文学创作者们,大多是在文字基础差、文化底蕴薄的状况下拼搏而来的。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缘于他们对文学的敬重与热爱,对文化净土的迷恋与膜拜,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坚守。40年的守望、攀登、智造,终于造就了“东丽文学高地”的精神长城。

东丽,美丽富饶的东丽,你不仅拥有着物质上的富足,更有着精神上的丰饶。你律动着文化的高尚,纯粹,沉静,不仅筑造了一座文学大区,还在创造着一个“以文化人”的城市文明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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