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东丽

李明庄村

    发布时间:2018-09-21        

村情简介:李明庄村,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村,曾用名倪家台,“文革”时曾更名红卫村。全村2135户,5898人,原有土地17737亩。位于西减河西侧,于明庄之北。东至西减河,北至北环铁路,南至北塘排污河,西至河东万松太阳城,是华明街唯一的城中村。2008年4月,李明庄村撤村,2014年10月启动拆迁工作,村民们统一搬迁至李明庄还迁小区居住。

村名的由来

明永乐二年(1404年),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史称“燕王扫北”,一时间北方大部分地区战火纷飞。一大批来自山东、山西、河北的移民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北上,在逃难途中经过李明庄所在的位置,看到此处有一个极大的芦苇淀,风景极好,又远离战火,便决定在此地安家生活。由于第一个来李明庄落户的家族姓倪,而当时李明庄周围都是洼地,倪姓家族便选择在一个地势较高的高台上建屋,村名始称“倪家台”。后来,由于倪姓人家没有后代承接香火,倪姓族人越来越少,李姓村民逐渐占了多数,所以将“倪家台”改为“李明庄”。如今的李明庄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陈天诺

李明庄三能人

从民国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不过七十余载的历史,李明庄却涌现出三位小有名气的大能人。他们分别是在20世纪初在全国开设多家西餐厅的大老板刘作章、与张大千有师生之谊的著名画家李文渊以及改革开放初闻名全镇的“养鸡能手”杨子元。这三位能人都是李明庄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但他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在天津乃至全国闯出了一片天。

西餐领头人——刘作章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餐随着租界的出现逐步被引入中国。彼时的西餐主要是为外国人提供,做法未经改良,并不符合中国人口味,西餐厅也主要分布在部分开埠的城市,所以吃西餐的风气只在小部分范围内流行。随着清末以来大量中国留学生的派出,到民国初年逐渐有国人开始尝试改良西餐,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式西餐并没有大量推广。

20世纪20年代初,出洋归来的刘作章(生卒年月不详)同其他留学生一起,齐聚北京期望能效力国家。但此时政府无能,整个北京暮气沉沉,不但无法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甚至连相距不远的天津也无法比拟。刘作章和同学们奔走数月无果,一些留学生纷纷决定收拾行装,打道回府。而机敏的刘作章却在几个月的奔走中发现了商机——此时西餐已成为上流社会群体消费的对象,然而北京却没有一家正宗的西餐厅,显贵们往往需要赶赴天津租界区才能享受到正宗的西餐,西餐成为北京餐饮行业中的一个大热门,同时也是一大缺口。“既然仕途不顺,那何不在商场打拼一番?在外闯荡了这么久,要是没做出点成绩,有何脸面回天津面对村里父老?”刘作章思索了几日,下定决心,拉了三名要好的同学合伙,准备在北京开一家西餐馆。

创业之路何其艰辛,刘作章等人都还是学生,没有积蓄,四人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四处向人借钱,吃了无数次的闭门羹,打了几十张白条,终于凑足启动资金。有了资金后,刘作章等人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在国外的老师和同学做说客,请来当时在租界的外国大厨作为餐馆主厨,并对菜谱中一些调料的配比进行改进,使菜肴的味道更符合北京人的口味。为了能让西餐馆一炮打响,刘作章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北京城的每个胡同和每个角落,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终于把西餐馆的位置选在了交通便利的前门外。

由于资金来之不易,刘作章等人在西餐馆的装修过程中凡事都亲力亲为,他们白天外出购买装修用具,回到店里就自己做木工、刷墙、搬运货物,晚上一起在灯下思索如何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以便省下更多的钱来保证餐厅正常运转。

随着几串鞭炮“噼噼啪啪”在前门外的晨雾中炸响,刘作章的“拮英番菜馆”正式营业。拮英番菜馆开业不久,由于是属于“黄头发人”的新鲜玩意,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尝鲜,并且番菜馆本身经过改良的中式西餐非常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只要吃了拮英番菜馆西餐的人,每个都说好。于是不到半个月,番菜馆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北京城,在北京掀起了一股西餐潮流。由于西餐馆比较小,主厨也只有一人,所以不少想尝尝新奇番菜的客人需要提前预订座位,而有的有钱人忍受不了排队,就托熟人找刘作章说情,希望插队提前吃到这前所未闻的西餐。有的显贵则出十倍的价钱直接将番菜馆的厨师接进家里,让厨师在家里给自己做西餐。餐厅刚开始运营的前几个月,西餐厅里的服务生、传菜员和后堂的洗碗工、清洁工都由刘作章等人兼任,虽然日子辛苦,但他们却丝毫没有退缩,对西餐馆充满信心,天生乐观的刘作章还给自己和同学们起了个“全北京最穷的老板们”的外号。

“拮英番菜馆”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开了多家分店,人手也越来越紧张。刘作章想到了自己村里种田的乡亲们,便想把乡亲们找来到西餐馆里帮忙。西餐馆里的活虽然辛苦,但终归比种田轻松,而且赚的钱不知道比种田多多少倍。刘作章想着,“乡里乡亲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那么好,现在光一个人赚钱,不帮帮还穷着的乡亲怎么能行呢?”于是说干就干,连夜坐火车赶回天津,一下火车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村里,找到乡亲们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有人能跟自己一起去北京做西餐馆的生意。刘作章从小就很聪明,很有主见,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询问他的意见,而后又留洋,更是成为村民心中神人一样的人物。村民们一见他回来说要带大家去北京赚钱,当天晚上就收拾包裹跟着刘作章去了北京。到北京之后,刘作章请专人给村民们做了西餐方面的培训,不久之后,村民们就能帮着刘作章打理各处分店的生意。

“拮英番菜馆”带动了北京各处西餐馆的开办。之后,刘作章把西餐馆生意陆续扩展到南京等地,一时间,“西餐风”席卷全中国,甚至远在内陆的青海省也出现了“番菜馆”。不少李明庄村人跟着刘作章走南闯北,一起打下了一代西餐巨头的威名。

民间画家李文渊

李明庄走出来的画家李文渊(1907—1989年),是书画界颇有名气之人。李文渊出生于农民世家,从小喜爱绘画,小时候就喜欢用笔到处涂涂写写,随手在纸上画的小狗、小猫栩栩如生,家人虽惊讶于其绘画天赋,但苦于各种因素限制,只能把他的绘画天赋搁置一旁,让他学学读书写字。

青年时期的李文渊还是一样热爱画画,此时他已经从铁路专科学校毕业,先后在国民党铁路部门担任火车司机与机务调度员。走出了偏僻的李明庄,李文渊得以见到更大的世界。在工作中,他结识了许多热爱画画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在空闲时间一起切磋绘画。李文渊时常去书店买一些名家画作自己临摹,但由于没有接受正规画家的指点,虽然是自学成才,但还是“野路子”画法,水平一直无法进步。后经朋友引荐,拜天津画家刘子久为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文渊在朋友家中见到著名画家张大千的花鸟、山水、人物等画作,立马被张大千精湛的技艺深深折服,惊呼张大千为“天人”。从此,李文渊期望能见一见张大千本人,当面向其请教一番,但那时的张大千已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画家,是各大上流贵族的座上宾,李文渊深知自己只是个小职员,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如此知名的人物。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李文渊在火车站进行工作巡查的时候,看见了一名戴着眼镜长着大胡子的乘客,因张大千也有一把大胡子,所以李文渊便向那位乘客多望了几眼,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李文渊发现,这位乘客的外貌、身材都像极了朋友跟他描述过的张大千本人,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盯了十几分钟之后,决定上前询问一下。他鼓起勇气走到这位乘客面前,小心翼翼地用颤抖的声音问了句:“您,您,您是张大千先生吗?”这位大胡子乘客慢慢抬头一看,发现李文渊穿着铁路部门的制服,以为是来例行盘查旅客身份,于是便客气地点了点头,回答道:“是的,我是张大千。”听到这个回答,李文渊激动得要晕厥过去了,便坐下和张大千攀谈起来,话语间对张大千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不断向其请教有关绘画的问题。张大千本以为李文渊与其他国民党官僚一样,只是为了求他一幅画作而大肆奉承,谁曾想在与李文渊的交谈之后发现,李文渊对自己的作品如数家珍,但这“如数家珍”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专门拍自己的马屁,而是真正有心得,想向自己请教画画的技巧。由于随身没带宣纸,李文渊便把报纸的空白处当作画纸,在上面画了些山水向张大千请教。张大千一看李文渊的画,发现眼前这个矮矮瘦瘦的年轻人竟有着极高的艺术天分,只要稍微点拨其一些技巧、方法路数,其绘画水平便可大幅度增长,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愈发欣赏眼前这个年轻人。且李文渊从农村到城市多年的自学中,也积攒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是从小成长在书香世家的张大千所不曾闻得的,于是二人越聊越欢,越聊越尽兴。临别时,李文渊向张大千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希望张大千能收自己为徒。没想到爱才的张大千也正有此意,于是张大千便将李文渊纳入大风堂门下,与慕凌飞成为师兄弟,后来张大千还赠送了数幅自己的画给李文渊。

多年来,李文渊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张大千的画作,但很不幸,在“文革”期间被毁。而李文渊本人亦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得到平反后,他积极从事艺术创作,佳品良多,成为天津知名的画家。  

养鸡能手杨子元

杨子元,1962年生人。20世纪80年代初,才20出头的杨子元借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搞起了养殖业,从此成为名噪一时的“养鸡能手”。

刚开始养鸡的时候,杨子元就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养殖方法。说到杨子元如何掌握这样先进的方法,还要归功于他认识的一个地方部队养殖场的场长。当时这个场长看到这位“小老乡”对养鸡技术很感兴趣,问这问那,十分好奇,便将部队养殖使用的最新技术一五一十地教给了杨子元。杨子元开办养鸡场之后,马上就使用了这种技术,一起步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杨子元掌握了最先进的养鸡技术,但他丝毫也没有放松,每日吃住都在养殖场里。他每天密切关注养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天不亮就起来检查鸡舍的鸡群情况,对产蛋的颜色、鸡的粪便等进行详细观察,连同养殖中出现的问题和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一并记录下来,一有空就跑到市里农科院向养殖专家“取经”。另外,杨子元还订阅了《农民日报》《畜牧与兽医》等专业报刊,白天蹲在养殖场里研究鸡的生长情况,晚上住在养殖场里熬夜看书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

针对养殖中普遍出现的雏鸡食欲不振问题,杨子元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到的知识,适当在饲料中加入一些鱼粉、贝粉、维生素等成分,使鸡的食欲提高,并且每日勤添勤喂,保持鸡的营养充足,使鸡的抵抗力得到了增强,成活率也大大提高。除了在养鸡过程中进行科学喂养之外,杨子元还在养鸡场内实行岗位责任制,对养殖中育雏、喂食、产蛋等各方面都要求“定人定岗”,每一个程序都有专人负责。这样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而且增加了员工的养殖经验。杨子元将整个养殖流程细分为“光照”“饮水”“温度”“喂养”等环节,并且依照鸡生长的不同阶段,对这些环节制定了具体的要求,如对于才生长出来的鸡苗(1-7天),在光照方面就要实行“全日照”,在鸡出生15日之后,就要逐渐减少光照的时间。杨子元还制定出详细的《鸡饲料配方表》与《鸡病防治表》,使所有的饲养环节都有章可循。

1984年以后,养殖场的雏鸡成活率均达到90%以上。杨子元在刻苦学习和辛勤工作下,短短几年便成为十里八方远近皆知的“养鸡能手”,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杨子元成为全区名噪一时的人物。

因其个人成绩突出,东丽区政府以他为调研对象撰写了《关于三个专业户(李明庄养鸡户杨子元、万新庄汽车运输专业户韩刚、劳务专业户陈安)、两个专业村(运输专业东堼村、纺织生产经营专业三村)、一个联合体(小东庄火炬皮鞋厂)实现“翻两番”调查》报告,一经上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杨子元被评为“全国青年突击手”,之后更是凭借养鸡的巨大成就,荣获“养鸡能手”的美誉,并多次获奖。杨子元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多次向村民传授自己的养鸡技术,手把手教出了李明庄的另外几名养鸡大户,为东丽区养殖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杨子元深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亟待转型,目前,他独资及合伙成立了多家公司,涉及制造业、汽车售后等多个产业,为促进经济发展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日军肆虐下的李明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不出几日,天津北京相继沦陷。由于华北平原地带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施展,中国军队无险可凭,很快黄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沦陷。日军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依托“新民会”及“汉奸维持会”对李明庄等村进行反动统治。不久,由于华北地区人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游击队及其他抗日武装十分活跃,沉重打击了日本人将华北地区建立为“大东亚圣战后防基地”的痴梦,日军遂先后发动了数次“治安运动”,妄图将抗日火种扑灭。

在此期间,日军小股部队频繁出现在村内外,犯下数桩血案。为应对日军不时地侵犯,村里自发成立了联防队,意在日军进村前,能够提前通知村民逃匿。但朴实善良的村民又怎能斗得过如豺狼般狡猾的日寇,几次下来日军便摸清了村里的明岗暗哨,隐蔽接近村庄,搞起了所谓“突击检查”。联防队员反应迅速,迅捷翻身跳墙,逃过一劫。但日军的突然出现将村民们惊吓得四散而逃,日军看到村民惊慌逃逸,不由分说便肆意射杀了一名无辜村民。随后村中两名农民在湿地下网捕鱼,被日军经过时发现,认为两人可能手持武器,便残忍将二人杀害。此外,日军还大量强征村民无偿为其修建隐蔽工事、小型机场。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一席话斥退日军救全村

提到抗日时期的杨林春,每个村民都知道他只用了一席话就拯救了全村人性命,直到现在,提到他,没有不感恩戴德的。

说起杨林春拯救全村人的故事,就要从日军在天津东郊的一次“治安运动”中说起,当时日军流窜到李明庄邻村进行突击检查,盘问是否有“共党”及反日分子。面对凶残的日寇,邻村村民为活命,便向日军撒谎说:“李明庄内有游击队,皇军移步该村定有收获。”日军得到情报后迅速开拔李明庄,把村中青壮男丁全部抓到开阔地带,并架设轻机枪两挺瞄准手无寸铁的村民。日本军官挥舞着军刀,很蹩脚地高喊:“八路的,交出!”

村民们害怕日军找不到“八路”气急败坏之下会滥杀无辜。这时曾留学日本的杨林春回村省亲,恰巧路过此地,看到日军正拿着机枪疯狂地恐吓村民,便立马冲上前去,用日语与日军军官交涉。他先斥责日军不经调查便屠杀的行为无异于破坏日本政府所倡导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政策;又不断提及自己在日本留学经历,同日本军官拉近关系,获取日本官兵信任;最后告诉日军李明庄的村民都是种地的良民,不可能有游击队员。经过他反复申明,日本军官最终勉强地相信了他,心有不甘地挥手下令撤出李明庄。

时至今日,村中老人还教育后生们要感恩杨氏家族后人,以答谢杨大恩人的救命之恩。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援朝英雄李恩昊

夜幕下,志愿军战士们爬卧在朝鲜寒冷的积雪之中,他们忍受着刺骨严寒,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李恩昊在积雪中爬来爬去,查看着战士们的状况。算上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日子,李恩昊已经在这支队伍里待了四个年头,可以说是这支部队的“老人”了。李恩昊是在1949年初,随着傅作义将军起义,并成建制加入解放军的。他参加过南下作战行动,常被战友们笑称为“在国军那边就是班长,到‘共军’这边还是班长的老班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李恩昊放弃回到家乡李明庄安心务农的机会,响应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野心狼”的号召,随军进驻东北地区,随时准备增援先期入朝部队。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超出了预期,不久李恩昊所在部队也奉令入朝作战,参加第四次战役。虽之前早已身经百战,但对战美军这种程度的强敌还是第一次,几次战斗下来部队伤亡很大,李恩昊身边的老战士所剩无几,眼前这些卧在雪中的志愿军战士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回到祖国的大地上。

在急促的炮火后,战场上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李恩昊急忙爬起带头冲向“联合国军”阵地。身边战友不断倒在敌人疯狂的火力之下,李恩昊也不幸被敌人猛烈的火力炸断双腿,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军旅,回到家乡李明庄。

时至今日,91岁高龄的李恩昊老人仍思维清晰,十分健谈,身体硬朗。连年轻人都上不去的单杠,老人双手一使劲,轻轻松松就跃到单杠上。空闲的时候,老人时常跟以前一样为村里的孩子讲述自己在朝鲜战场的故事。受李老英雄的影响,李明庄村不乏参加过珍宝岛保卫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好男儿,更为祖国培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张辉少将以及曾在海军潜艇学院就职的刘士清大校。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抗震英雄张文江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身为民兵连长的张文江(1939年11月6日生)在酣睡中,忽然感觉房屋剧烈摇晃,屋子里传来锅碗瓢盆摔碎的声音,房顶上的灰也簌簌地往下落。他急忙翻身起床,勉强站稳,借着微弱的亮光,发现水缸里的水由于摇晃得太激烈都洒到了地上。他心里一沉,想着:“不好,地震了!”张文江急忙喊醒正在熟睡的妻儿,家里人哪儿遇见过这百年一遇的大地震,纷纷乱成一锅粥,正指望着张文江这个主心骨拿主意时,却发现他急匆匆穿好衣物,从杂物中摸索了一阵,拿出军用步枪背在身上,转身奔向家门外。这时早已被吓得不轻的妻子急忙喊道:“文江,你这干啥去,家里遭大灾你摸家伙事儿干啥?这大灾来临谁顾得上偷咱村东西啊?”张文江头都来不及回,丢下一句:“你们赶紧去咱村开阔地带躲躲,我赶紧救灾去了!”就急匆匆地跑出了家门。

张文江来到屋外发现,村里受灾的形势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有几家墙头已经倒塌,从家中跑出来的村民个个不知如何是好,显得惊恐不安,不知何处躲藏。夜色中村民的哭声喊声叫声夹杂在一起,恐惧传遍了整个村。为了不让村民因恐惧而造成二次伤害,茫茫黑夜中,张文江几次高呼口号,试图让村中民兵集合,但是,村民们的叫喊声瞬间就把张文江的声音淹没了,张文江多次被惊恐的人流冲倒。情急之下,他端起了身上背的步枪,对着天空就是三枪。听到枪声,纷乱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张文江此时顺势吹起了民兵集合号角,一番折腾,总算在黑暗中大致集合了队伍。张文江马上下令民兵队成员分头行动,张文江和一部分民兵去敲各户村民的家门,看看还有没有人被困在房内出不来。剩下的民兵则负责把出来躲避的村民们疏散到村内的空地上,并安抚村民的情绪。同时分别派人把守村内信用社、粮店、供销社等地。

其实早在张文江鸣枪示警之前,很多村民就从睡梦中惊醒,爬出了家门。但张文江为了保证每家每户都没有被困住的村民,还是挨家挨户地敲门,不漏掉任何一家。在张文江的带领下,一些剩下的村民们有序地从平房中撤出,都集中到空地上。此时一些村民还想趁着摇晃小的时候回屋里拿细软,直接被张文江大喝阻止:“大哥,都到这生死关头了,万一进去房子塌了,你老母亲、你的孩子怎么办!钱没有了可以继续赚,人没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张文江忙活了好久,帮着村长将各家各户的人数清点清楚,最后才想起自己的妻儿,在空地的角落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后来,有人采访张文江不顾家里安危先跑到村中帮助别人的想法时,他憨厚地笑答:“我觉得就该这么做,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张文江舍小家为大家的行为被大家传颂,经各级政府报批,最后被选为全国抗震英模。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鬼 庄

谈到“鬼庄”,往往会让人联想到《聊斋志异》中的景象——迷雾环绕的郊外孤冢野坟,松柏森绿,磷火闪烁,凄清幽异。而在李明庄,也有这么一处“鬼庄”,所不同的是,一般来说,蒲松龄笔下的“鬼庄”总是让人闻之色变,而李明庄村的“鬼庄”却是村民们的饭后谈资,是李明庄发展史上的一个见证。李明庄的“鬼庄”即是李明庄的新村。“鬼庄”建在距离李明庄老村不远的一处高台上,兴建于20世纪70年代,如今村民早已将土坯房翻建成砖房,曾经在“鬼庄”里住过的村民已经全部迁入新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少外村的姑娘嫁入村里,按照习俗,结婚的青年们需要从家族中分出来“领家各过”,而嫁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房基地就不够分了,为了解决新婚青年住房问题,村集体在村外一处高台上开辟了一块儿荒地,兴建了李明庄新村。

70年代正是村里经济困难时期,村民们基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哪里有钱盖房子。修建新房的泥土好说,随地取材就是,但到了给新房装门、装窗户时,到哪里找木材,就成为村民心中一个大难题。李明庄周围的树,早在“大跃进”时期为炼钢砍光了,在木材极度缺乏的情形下,村民们也试过用纸糊住窗户,但薄薄的一层纸哪能经受得住狂风的冲击,不到几天,窗户纸就全被风吹破了,一时间,缺乏修建房屋门窗木料的问题,成为每个刚结完婚的村民心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大疙瘩。

建新房迫在眉睫,被逼急了的村民想出了一个“歪招”——利用废弃棺木修建门窗。村民为何会想到用废弃的棺木来做窗户呢,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破四旧”废除封建迷信思想的活动开始盛行,昔日的墓地失去了往常的照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有棺木被动物刨出地表。1974年改土治碱造方田、迁坟后,天津郊区大量墓地被迁移,而那些没有家属认领的棺木则被丢弃在荒郊野外,经过不断地风吹日晒,这些棺木都断裂成一块块木板。为了赶紧盖好新房,村民们心一横,壮着胆子在郊外捡了大量被遗弃的棺材板,并将这些棺木加工粉刷做成门窗安在自己家中,于是,一间基本合格的新房便建成了。

新结婚的青年们欢欢喜喜住进新房后,却发现每到阴雨时节,屋里屋外一潮湿,用棺木做成的门窗会散发出很大的臭味,影响了村民们的正常生活,但因为没有其他的代替资源,村民们也就将就生活,苦中作乐,还给新村起了个绰号——“鬼庄”。

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李明庄,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便马上将棺木制成的门窗全部换成了新的木材,“鬼庄”也就随之消失了。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宝地南淀

很久以前,村子西边曾有一块大湿地,这块湿地大到一眼望不到边,据说比现今天津宁河区的七里海湿地还大两倍有余。因这块湿地位于金钟河南边,村民便称其为南淀。谁也说不清这块大湿地是何时形成的,只知道历史悠久,早到村民的爷爷的爷爷辈都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块大湿地。

抗战末期,日本人曾在南淀附近修筑小型军用机场,但到日本战败时机场仍未修好,日本人撤离后,有的村民去那个机场看过,那机场面积比几个足球场还大。

这块大湿地是陪伴村里孩子成长的“儿童乐园”,孩子们常常到南淀玩耍。南淀周围满是芦苇,一到夏天,比成人还高的芦苇长得十分茂盛,密密麻麻地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把南淀包围住,一阵风吹过,芦苇顺势摇摆,形成层层的波浪,好不壮观。而到了秋天,芦花漫天,十分好看。苇地里还生活着许多狐狸、兔子等小动物,芦苇茂密的地方栖息着许多水鸟,风景独特。由于南淀生态环境好,水质清澈,村民们就利用这天然的湿地养鱼,在南淀里投放了一些鱼苗。每到夏天,村民们经常会在前一天的傍晚到南淀把渔网撒下,第二天清晨就带着孩子和装鱼的大盆大桶,一起把网拉上来。对当时的孩子来说,跟着父母去拉网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每次拉上来的网都收获满满,渔网里不仅有村民自己投放在湿地里养殖的鲫鱼,还有湿地里一些不知名的野生鱼类。人工养殖的鲫鱼个头大,特别肥,而野生的鱼类个头比较小,更瘦更干,但力气却十分大,通常在渔网中挣扎得最起劲的就是这些野生鱼。

南淀的渔业给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村民们没有将南淀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村里世世代代都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冬季作为南淀的休渔期,任何人不准进入南淀捕鱼。若是在捕鱼时候发现没长大的小鱼,要放回水里,让它们继续生长,不过度捕捞。

由于村民世代细心呵护南淀的生态环境,南淀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丰富的回报,除了依靠南淀的渔业提高收入,盛产的芦苇更是让村民们走上了致富之路。每到秋末冬初,村民们将干枯的芦苇打下来卖给造纸厂做造纸原料,或是作为周边人们盖房的建筑材料,春夏捕鱼,秋冬打芦苇,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周围许多村庄的姑娘纷纷嫁入村里,村民们都把南淀称为李明庄的“藏宝地”。

随着修筑天津市外环线等需要,南淀的部分湿地被慢慢填平,当时的工人使用炼钢厂废钢渣垫在湿地上,再在上面填上土石,以防修路时下沉。20世纪90年代,为了发展农业,提高村民收入,村里决定将南淀开辟为稻田,自此,南淀湿地完全消失。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陈天诺

 

再穷不能穷教育

李明庄形成时间久远,明末清初之际便已有私塾教育出现,本村大户聘请塾师入户教授宗族子弟四书五经。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出现后,富裕家庭会将子女送往市里的“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但受教育群体仅局限在地主富农阶层,村中一直未能出现供本村一般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村领导班子认为“再穷也要让孩子们上学”,从客观上讲,当时村里不具备兴建新学校的物质条件。但聪慧的李明庄人就是有股韧劲,村民们推翻了村中大庙内供奉的神灵塑像,请出了神位蒲团,搬入了桌椅板凳,请出了功德簿,放入了作业本,毁坏了神话壁画,创造了墙面黑板。又请来了新老师,教村里孩子们知识,从此,大庙里回荡着琅琅的读书声。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村里经济逐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大庙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空间。在区教育局的协助下,村里在大庙前面围了地,修建平砖房当作新校舍。到80年代初,易地建校,将老校舍向西迁移了500米。短短十年村里两修学校,足见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虽然教育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村民仍不满足于此,认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1998年,村里集资又修建了一栋楼房,原来的平房老校舍保留一部分作为宿舍供师生休息,教室全部搬入明亮的新楼。2014年,李明庄村基本完成迁入新村事宜 ,与此同时,崭新的李明庄小学拔地而起,这次建校设施先进,不但超越了许多东丽区同类校,甚至与天津市区内的重点学校相比也颇有亮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李明庄陆续为国家培养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人才,其中本科生200余人,研究生近10人,博士生3人。

  讲述人:李明庄集体  

                                                                                                                                                                                                   整理人:冯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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