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东丽

南坨村

    发布时间:2018-09-26        

村情简介:南坨村,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村,曾用名黄草坨、荒草坨、张旺村、南荒草坨村,“文革”时曾更名红旗村。全村588户,1421人,原有土地4663亩。位于北坨村南,赵庄村北,西邻李明庄,东南为贯庄,西减河东侧,津赤路南北贯穿村庄。2007年启动拆迁工作,村民们统一搬入华明家园居住。

村名的由来

说起南坨村村名的来历,要追溯到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当时南坨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村子,所在之处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荒草地。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燕王起兵南下欲夺皇位,大军所到之处战火纷飞,大量百姓为避战乱远走他乡。来自山西洪洞县的张姓氏族逃难迁至今南坨村所在的位置,在此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为使张姓能在此地繁荣兴旺,将此地命名为“张旺庄”。 

不久之后,又有来自各地的陈、杨、杜等姓氏人家迁到张旺庄,这些新迁来的村民在庄里排涝河北沟子南北的高台上建房安家,在南边高台上安家的多是姜姓与胡姓村民。因为这些村民安家的地方还未开发,都是荒草,村民索性将“张旺庄”改名为“荒草坨”。清末,荒草坨的住户逐渐增多,为了便于管理,便把南边高台称为“南荒草坨”。1949年,“南荒草坨”改名为“南坨村”。

 

  讲述人:姜炳泉,71岁  

  整理人:聂文斐

 

烈士张文斌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及装备上都优于解放军,但不得人心,只得分散固守于各大城市。此时华北大部分农村已经在人民军队的管辖之下,国民党军只能暂时控制住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据点周边的少数村落。在天津市东郊金钟河两岸,国共双方成对峙局势。为加速国民党统治区的瓦解,隶属于区小队的南坨村村民张文斌(1909—1946年4月)等人被派遣回各自原籍进行政治宣传与侦察活动。

另一边,华北国民党当局为减轻军事压力,在国统区成立了由地主牵头组建成的“民团”,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大肆搜捕。南坨村自愿参加区武装的村民有三四人,张文斌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张文斌接到上级指示,潜回南坨村对村民进行政治宣传,虽然知道家乡还盘踞着地主武装的“龙头部队”,此行必定凶多吉少,但为了家乡的早日解放,张文斌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

万万没想到的是,贯庄地主吴世奎、荒草坨村地主胡恩普、范庄大乡长孙步印等人早就带着手下设好埋伏专门等张文斌回来。张文斌在宣传解放区政策时被以吴世奎为首的“民团”抓捕,关押在地主大院内。张文斌并没有向敌人屈服,趁看守稍有放松时抓住机会,翻墙脱离险境。他本可趁这次机会迅速撤离南坨村,回到金钟河对岸的解放区,但他想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还未完成,权衡轻重之后,决意继续潜伏在村内侦察国民党军情况,以便随时抓住机会宣传解放区政策。而狡猾的敌人则伪装成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以外松内紧的布局,降低了张文斌的警觉性。

1946年4月,在一次重要侦察任务中,张文斌不幸被敌人发现而拘捕。残忍的敌人为了震慑恐吓倾向于解放区的群众,采取杀鸡儆猴的办法,召集全村老幼前往村中大庙,在庙内将张文斌残忍杀害,用苇席将其尸体草草卷裹,扔在庙前示众。还灭绝人性地向张文斌家属勒索了一笔“子弹费”。张文斌的家人只能趁夜色降临时偷偷将他的尸骸运走埋葬。年轻的张文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人们誉为南坨村为革命事业献身第一人。

 

  讲述人:姜炳泉,71岁  

  整理人:冯牧野

 

“解放战士”与革命

解放战争期间,不少国民党军的士兵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后,自愿留下参加了解放军,被称为“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参加革命后,经历了艰苦细致的改造,被解放军严明的军队纪律以及为贫苦大众而战的信念所感染,面貌一新,与之前在国民党军队里相比可谓判若两人。

南坨村就出现了两位“解放战士”,分别是胡正和及李兆成(生卒年月均不详),他们是先加入了国民党军,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

胡正和曾加入隶属于华北“剿总”指挥下的傅作义集团,于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经过忆苦大会等一系列政治改造,胡正和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提高。他十分后悔自己曾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要求参加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穷苦大众而战。组织上考虑到他自身情况以及积极性,将其补充入西北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领导,一直与国民党军精锐胡宗南部激战不休,损失较大,而西北解放区地广人稀,所以大量依靠“解放战士”进行补充。据统计,到1948年为止“解放战士”所占比例高达70%以上。胡正和加入西北野战军后作战英勇,面对敌人的长枪利炮奋不顾身,屡立战功,不久便升任班长。1949年8月12日,兰州战役爆发,在阎锡山、胡宗南等策划下,国民党军拟集结9万余人,试图以“兰州决战”计划大量杀伤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以求拖延全国解放时间。兰州北临黄河,东、西、南三面环山,抗战时期即修筑了大量国防工事,国民党叫嚣其为“不可攻破的铁城”。驻守在此的马步芳、马鸿逵部更是赫赫有名的西北马家军,战斗力颇强。解放军在与其战斗中伤亡惨重,万千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彭德怀元帅部署十万兵力与之针锋相对,8月21日,第一次进攻兰州战斗打响,由于准备不足,胡正和所在部队进攻失利,伤亡颇大,部队士气低落。24日,第二次进攻打响前夕,胡正和带领全班主动请缨加入“尖刀连”,为主力部队开路,立下了“只可进不可退,只可胜不可败,只求死不求活”的军令状。25日,伴随着破晓而来的冲锋号声,胡正和带头跃出战壕,向敌人控制的沈家岭发起猛烈攻势,经过惨烈的交锋之后,刚刚将红旗插在阵地的胡正和敏锐地发现远处的敌人不再逃跑,又在军官的组织下重新集结,似乎要准备反攻。胡正和立即向连长报告了这一重要消息,连长急忙令通讯员迅速与后方友军联系,敦促他们迅速增援沈家岭阵地。果不其然,敌人很快又对沈家岭阵地大举反扑。

沈家岭的胜负关系着西北战局的整体走势,国共双方你争我夺,沈家岭争夺战造成近万名士兵伤亡。战斗最惨烈时,全连只剩下包括胡正和等9名战士还有作战能力,都是轻伤不下火线的好汉。胡正和带着战友们一直坚守在阵地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前后两次瓦解了敌人的冲锋。敌军终于不支,纷纷退下阵来,随着冲锋号的吹响,胡正和又加入了扩大战果的冲锋队列,敌人为掩护其主力撤退,疯狂对其后撤部队进行了无差别炮击。胡正和不幸命丧炮火之中,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解放祖国的事业,确保了兰州的胜利解放,而他自己却永远地长眠于战场上。

南坨村的另一名解放战士李兆成也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不久后,被华北国民党军强征入伍的。因其机敏好学,被分配到天津机场成为一名机修兵,负责机场维护等工作。在天津机场工作期间,李兆成学习了大量飞机维修技术。平津战役打响之后,李兆成抓住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机,趁夜偷偷离开天津机场,投诚于解放军。上级党组织考虑到其掌握先进的飞机维修技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将其调往沈阳机场工作,负责飞机维修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面对“联合国军”空中优势,前苏联为我国提供了大量先进的米格15战机,驻扎在东北地区。米格15这种喷气式战斗机是需要精密维护的,当时的机场维护人员没有这种技术,往往美军战机耀武扬威地在鸭绿江边飞了一圈,志愿战机还没能起飞迎战。李兆成等一批在国民党军内从事过军机维护的士兵就被拉到了第一线,被寄予厚望。

可这喷气式战机李兆成也是第一次接触,一头雾水,需要学习才能上手。前苏联维护人员一嘴俄语,李兆成压根听不懂。很快美军战机又对鸭绿江边补给车队进行了袭击,志愿军战机仍旧是迟迟才起飞迎敌,补给车队损失惨重,幸存的驾驶员们冲到机场对着李兆成一顿拳打脚踢,硬说他是国民党派来潜伏在革命军队的破坏分子,延误了战机起飞。

李兆成疼在身上,痛在心底,他深知因为志愿战机迟迟无法迎敌,前线补给日趋困难,志愿军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拿什么去跟敌人战斗。他痛定思痛,整整研究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研究明白如何快速对喷气式战机进行维护保养。志愿战机终于可以顺利迎敌。以李兆成为代表的前国民党军机修维护人员为我国空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讲述人:胡正华,69岁  

 整理人:冯牧野

 

鱼米之乡

南坨村所处位置曾是退海之地,河边有一个据说是3000多年前形成的贝壳堤。20世纪初村民们总会去河边拾贝。海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起起落落,涨潮退潮,虽然使得村里的水源变咸,土壤有些盐碱化,却也为村民留下了丰富的海产品。海鲜根本吃不完,于是村里的大人总会领着孩子挑上担子,拿到集市上卖。大胆点的人还会造一艘小船,直接去海上打鱼,总会捕回活蹦乱跳的鱼虾。当时村民夜间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总能看到螃蟹满地爬,甚是壮观。但自从海河建闸后,便再也没有这种奇景了,村民们也就告别了耕种打鱼的生产方式。

南坨村的土壤是黏质水稻性中度盐化湿潮土,水稻产量很高。但自从天津的工业与生活废水排放至此后,村里的开放性水源受到污染,人们只能被迫用污水浇地,种植水稻。因污水中富含化学元素,水稻反而长得更旺盛。有细心的村民没有被表象蒙蔽,担心水稻吸收污水后会带有毒素,对人体有害。村民们则改井水为饮用水。

南坨村的河水原本清澈透明,喝水的人牙齿都十分坚固,村里的老人牙口也都很好,有些人八九十岁了仍然能吃肉,而且眼清目明,连极细的绣花针都能纫上线。后来污水将河水污染,村民改喝井水,可喝着喝着,日久天长,很多人的牙齿开始变黄,有人年纪轻轻就得了骨质疏松。为了查明原因,村里的年轻人请来专业的检测人员,这个秘密才就此揭开,原来是含氟量高的井水在作怪。人们都很怀念以前饮河水的日子,直到自来水入户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直到南坨村发展工业前,村里的耕地面积仍有几千亩,除了水稻外还种植蔬菜与水果,产量都很高。村里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也很多,活到80岁的大有人在。年轻人曾向老人们取过长寿经,老人们都说:“没啥特别的,就是吃饭七分饱,少食多餐常运动。”

 

  讲述人:胡正华,69岁  

    整理人:聂文斐

 

珍禽黑嘴鸥

处于退海之地的南坨村曾经拥有大面积的海边盐碱地和生长有矮小盐碱植物的泥质滩涂,这里不仅是孩子们拾贝的乐园,更是各种鸟类栖息的天堂。

顽皮的孩子常常和伙伴们一起打鸟,掏鸟蛋。除了树上的喜鹊窝、麻雀窝,他们还总能在生长有碱蓬、獐茅、补血草等低矮植物的无水盐碱地上找到与众不同的鸟巢,有时还会在岸边的土丘上掏鸟蛋。

随着海河建闸,南坨村里的鸟类数量开始减少。但每到春天来临,春暖花开之时,还会有黑压压的候鸟群从头顶飞过。这些鸟飞行起来非常轻盈,外形似燕鸥,与其他鸥类混群。玩耍的孩子总能看到这些鸟紧贴着水面低空盘旋飞翔。它们非常聪明,很会声东击西,总会在飞行中突然垂直下降,快降落时又一转身然后捕食小鱼及其他蠕虫。如若失误,它又会赶紧飞至空中,很少有人见到它下水游泳。

直到一名中学老师袁良到来后,村民们才知道这些栖息于此的候鸟竟然是世界濒危珍禽黑嘴鸥,此前他们还总打鸟烤来吃或者煮鸟蛋,并不把它当作稀罕物。袁良是天津铁路一中的高级生物教师,对鸟类有独特的爱好,工作之余总会骑自行车去水边,远到大港、东丽湖、尔王庄水库,近到大毕庄的小水洼、李明庄的养鱼池、鲁山道北的苇塘,天津有鸟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他观察起来总是废寝忘食,吃口凉干粮就沿湖边接着观察,晚上住渔人的窝棚,转天黎明又起来观鸟。每年春秋候鸟迁徙的时节,他还坚持每天早晨去鸟市,掌握第一手资料。1994年,袁良发现了一种嘴是黑色,脚是红色,眼上和眼下具白色星月形斑,颈、腰、尾上覆羽,尾和下体是白色的水鸟,这样的外貌特征与自己在资料中见过的黑嘴鸥很相近,这使他非常兴奋。出于一名生物研究者的执着,为了查明真相,袁良连续五年跟踪调查,拍照片,做记录,了解其生活习性,终于确定南坨村为黑嘴鸥的栖息与取食之地。

南坨村有黑嘴鸥的消息一出,天津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和天津市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的鸟类研究专家组成一个科研考察小分队,来到这里进行实地考察,证实了袁良发现的黑嘴鸥群达2000只以上。专家们说这是一个“足以令世人瞩目的发现”,还预测说“在天津地域附近存在一个较大的黑嘴鸥繁殖基地也不无可能”。这是一个令全体南坨村民倍感兴奋的结论,他们十分感谢大自然赐给村子的精灵——黑嘴鸥,并向专家承诺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们。

现今,南坨村已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的村庄,村民也都迁入楼房,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使得黑嘴鸥不可能再成群的生活栖息于此。要再见黑嘴鸥的身影,只能去东丽湖寻找了。

 

  讲述人:张晓奇,51岁  

             整理人:聂文斐

      

南坨村的一份老档案

廊坊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50年3月25日《天津县十区南荒草坨村群众生产与群众生活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因天津县原属河北省天津地区(驻地在杨柳青),后改为廊坊地区,所以天津县的档案多在廊坊市档案馆。这份《调查报告》中写道:

一、全村概况

该村原有114户,515人,由于受灾严重(编者按:1949年夏秋之交,天津县十区北部沥涝成灾),在当地不能维持生活而外逃者12户、78人;现有102户,437人。其中男劳动力122个,女劳动力101个。牲口原有54头,受灾后为生活所迫,卖出骡马、驴等10头,还有44头。全村耕地3979亩,去年被水淹没3927亩,占全村耕地98.7%。该村又无副业基础,因此,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但经贷粮与已到春天的季节变化,对支持生产和帮助群众度荒起了显著的作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生产、生活的变化情况

(一)贷粮以前,全村102户,437人中,已搞生产的77户,占全村总户75%。在生活水平上,全村吃净面的11户,56人,占全村户数10.8%,吃糠为主的36户,157人,占全村户数35%;其余54.2%均为粮食掺糠的户。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户,存有积蓄,又有生产能力,无需政府扶持即能度过灾荒者37户,205人,占全村户数的36%。如姜世浦(3口人,2头骡子,52亩地)、胡思民(4口人,51亩地,有1人在天津市里工厂做工)等户。其余治鱼的,搞运输的,半治鱼兼拾柴的,开小铺的,在外做工的等。

第二种类型户,虽无积蓄,但有生产能力与一定的基础。不过,存有困难,需要政府扶持才能搞生产而度过灾荒者56户,218人,占全村户数的55%。如苏长安等户。

第三种类型户,既无生产能力又无生产基础,主要是无劳动力的孤寡户,只有政府长期救济才能度过灾荒者9户,14人,占全村总户数的8.8%,其生活主要是依靠讨饭为生,全部以吃糠为主。

(二)贷放粮食以后的情况。该村经过贷粮4240斤(39户),借救济粮570斤(19户)与目前的以工待赈及季节的变化情况,对支持生产度过灾荒,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以上这份《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65年前,南坨村只有11户、56人可以吃上不掺糠菜的所谓“净面儿”,35%的户以吃糠为主,其余的也是过着粮食掺糠的生活。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半年,海南岛、西藏等地尚未解放,旧中国留下的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正在百废待兴,政府还想方设法地救助南坨村人民。在那时听到将来要过上“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还以为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如今早已住进华明新市镇高楼中的南坨村人,千万不要忘了当初老一辈的生活情况。“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们都应该仔细玩味其中的道理。

 

撰稿人:傅鸣山,83岁

  

誉满津门的南坨制造业

提起南坨村,对很多天津人来说也许有些名不见经传,但只要谈及天津乃至华北区域的开关柜,就无法回避南坨村这个生产制作开关柜的基地。南坨村在电气控制制造业上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南坨的领导班子积极落实了“一村一品”政策。所谓“一村一品”运动起源于日本大分县,与我国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村一品”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最能体现当地优势,二是最能占领消费市场,三是能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四是靠质量打响产品的知名度。在国家的支持和上级政策的指导下,其制造业蓬勃发展。主要成果如下:从生产效率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效率较低的村企业、大队集体企业逐渐转化为几十家兼顾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企业年销售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百万,增长到如今年销售额几亿元;从科技含量上看,南坨村由简入繁,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从民生角度上看,村民由基本务农为生,基本转为工业人口,在2000年左右全村生活整体达到小康水平。

南坨村为何能依靠“一村一品”发家致富?南坨人是如何由庄稼汉转型为技术工人的呢?很多人都以为南坨村制造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秘诀,其实不然,南坨村与其他村一样都是庄稼人,从对工业啥也不懂开始,用所谓的土法走上工业之路。何为土法?是“花子炼”,所谓“花子炼”是民间戏称,顾名思义,就是叫花子的炼法。当时南坨村没有炼钢设备,更没有科学的炼钢技术做指导,只能将各种金属聚到一个大盆子里,依靠高温熔化金属,虽然最后可以炼出钢,但其质量较低,用处不大,花大力气却不能取得相同的回报。村民心里清楚这种土法并不能长久使用,但苦于没有设备与技术指导,只好用这个方法和最简陋的设备炼铁以及制作一些肥皂。

20世纪50年代末,南坨村的工业发展迎来了展翅高飞的契机。1958年前后,上级政府派来几位懂工业生产的干部来到南坨村指导生产。同年,来自市里的学生、技术工人来到南坨村插队,也为南坨村带来了一些工业生产的基本知识与技术,使村民对工业发展的原理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天津市区大量精简人口,将工厂中的一些人员安置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南坨村的杨玉华等人也在其中。

1961年,在城市工作了几年的南坨村村民杨玉华从大城市回到村里。回村之后,她并没有闷闷不乐,消极怠工,无所事事,反而凭借在工厂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组织起村民购买一些工厂的二手设备,传授给村民有关机械方面的知识,带着村民风风火火搞起工业生产。1961年可算作南坨村出现工业雏形的关键年,在党支部领导下,由大队集体出钱,南坨村成立了机械加工厂,生产范围覆盖机械加工、电器维修、电器控制设备等领域,开始了工业化的第一步。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掌握了生产技术,他们逐渐将从前的小作坊转为独立的工厂,主要生产开关柜,一时间,南坨村中可以算得上“企业家”的村民就有五六户,不仅为村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成立了电器协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南坨村,越来越多的村民走出南坨村,与村外的企业合作,在80年代,南坨村效益最高的一个工厂年收入达上百万。现在南坨村的工业生产越来越成熟,勤劳刻苦的南坨人依托着技术开拓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讲述人:姜炳泉,71岁  

  整理人:冯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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