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东丽

南于堡村

    发布时间:2018-11-12        

村情简介:南于堡村,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村,曾用名南渔堡,“文革”时曾更名为万代红村。全村有662户,1761人,原有土地4787亩,该村地处金钟河南岸,是航运的驿站,后又形成南北两村,因村位于南部,故名南于堡。2007年启动拆迁工作,村民们统一搬入华明家园居住。

 

村名的由来

  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有于姓人家由河南迁到此地,在一片荒草芦苇中选择地势较高处盖起了房子。慢慢地,人家越来越多,渐渐形成村落。由于村子位于金钟河的南岸,是航运的驿站,最先迁到此地的又是于家人,因此取名“于家堡”。后来,于家堡形成了南北两村,因为此村位于南部,便叫作“南于堡”。

  据说,大概是北于堡建村50年后,有了南于堡。当时,在于家堡的南边有一个大水塘,人们靠着这个水塘建起了村庄。南于堡村过去是一片海滩。建村之初,村民们家家户户织网、造船、捕鱼,以打鱼为生。后来,勤劳聪慧的南于堡村民也发展起来自己的种植业,不断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以高粱、玉米为主,慢慢地发展成一个小村庄。

  讲述人:于保锋,67岁  

整理人:郝 爽     

三  元  庵

在南于堡村里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木匠祖师爷鲁班一夜之间修起三座庙——赤土庙、白庙和南于堡的三元庵。

三元庵地处南于堡,它的正门有两尊大大的石狮子,门口有两棵大槐树,要两个人才可以抱过来。庙里供奉着菩萨还有玉麒麟,主要是用来求子。三元庵的正殿供奉着一座观音像,观音的面容慈祥,让人看了有一种心平气和的感觉。正殿中有11尊佛由小到大排列,另还有60多件铜佛像。大殿中有通红的大柱子,飞檐画壁,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殿中的砖,从地基到地上,不论厚的或者薄的、长的或者短的、宽的或者窄的,没有一个半头砖,都是整块的。

平日里,三元庵比较冷清,由村子里的孤寡老人看着。在阴历的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庙里才显得有人气。因为那几天是拜观音的日子。在当天,观音像前会摆设着一些水果,村里的很多人都会去参拜观音,香火鼎盛。

 

  讲述人:黄世昌,68岁  

  整理人:郝 爽     

 

土  地  庙

在三元庵旁边,还有一座土地庙。庙不大,只有几平方米,墙壁用两块石头砌成,庙顶也是一块大石,可以用“磊”型来概括。虽然土地庙简陋,但却供着一尊令人敬畏的泥佛。泥佛彩绘而成,除眼睛外,其余部分的构造与其他佛像无差。泥佛的眼睛很独特,眼球是白的,外圈反而是黑色的。乍一看,很是吓人,村里的小孩都很怕它。1958年左右,村里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为了腾出地方修建小高炉,将该庙拆除。

  

  讲述人:王春禄,62岁  

  整理人:陈 金     

 

庙 会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南于堡村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庙会。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积极地参与进来,赤土、北于堡等附近的村民也会慕名前来。

相传,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王爷孙思邈的生日。史载,孙思邈是隋唐年间的大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一生在民间行医,救死扶伤,不辞辛苦,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医药学专著,在医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在这一天举行庙会,借以祈盼幸福平安、健康长寿。

庙会当天到处张灯结彩,人如潮涌,村民们借此机会出售农副产品或手工艺品。商贩摊位排列道路两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叫卖声沸沸扬扬。十几道民间花会争先献艺,展示绝技。其中,“踩高跷”这种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高跷表演人员双足绑在1~3尺高木棍制成的“跷腿”上,边行走边表演,演员在锣、鼓、铙、钹击打伴奏中舞蹈。不同于普通庙会中踩高跷的简单式样,南于堡村的庙会高跷表演常常会有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惊险动作。与高跷表演同样精彩的还有南于堡村庙会的扭秧歌,男人们,女人们,大姑娘,小媳妇……村民们齐上阵,整个村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讲述人:陈建国,66岁  

  整理人:郝 爽     

 

老道吹管五六一

近代以来的南于堡,一直存在着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会道门组织,他们被称为“天地门”,又叫“天地会”。这个民间秘密宗教据说最早是清朝顺治时期由山东人董计升创立,他招收信徒,到各处进行传道,“天地门”不久即由鲁西南传遍山东全省。董计升去世后,“天地门”在其众多门徒走乡串巷地传播下,由一省区域扩散到整个华北,其中一支流传到天津郊区,这便是南于堡“天地门”的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于堡“天地门”的首领姓于,因年代久远,名字已经没有人记得清了。“天地门”虽然有自己的组织,但是较为松散,没有什么严密的帮规,其教义主要是劝人向善行好。他们主要以唱念歌词的方式来传播思想,吸引信徒,流传至今的说词如“吾师传法,浑身戒律;只怕世中,男女不能。心好何在,持荤用素;天堂地狱,原是两层。积善之家,天降吉庆;积恶之家,天理不容。学好走的,祖家大道;逢凶化吉,福寿安宁”。

“天地门”的神堂中,正中放一张供桌,上面摆着写有“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后面供奉着本派各位先贤的牌位。南于堡的“天地门”组织还有一支小小的乐队,有唢呐、笙、管子、铜锣、鼓等多种乐器,有的人家办丧事时,会邀请他们去吹打一番,他们的演奏并不收费,只需要主家提供饭食。民间有“老道吹管子五六一”的说法,就是说这些“天地门”吹打手们吹出的曲子很单调,总是那几个音调。

     讲述人:黄世平,71岁  

       黄亚民,41岁  

  整理人:胡民东     

 

露宿街头的解放军

内战爆发后,天津由于既是华北地区的出海口,扼守着北平的东大门,又是军队进出东北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国共双方对其均高度重视,双方在天津周边鏖战不断。解放战争初期,沿东西走向的金钟河为界,以南为国统区,以北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区域。游击队虽然装备条件较差,但是凭借着机动灵活的战术,经常越过金钟河,给敌人以打击,令敌人不堪其扰。

进入1948年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已显,驻扎在南于堡的国军也一日不如一日,因为国军节节败退,部队补给渐渐开始供应不上。当时在这里驻防的国军第八十六军,是一支主要由南方人组成的部队,他们大多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为了填饱肚子,往往不择手段,除了强行征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外,还做出些令当地村民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行为,比如,这些士兵们为了解馋,甚至会捉刺猬和蛇来烤着吃。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于同年11月22日开始入关,意图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全歼盘踞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天津地区的国民党守军已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即惊慌不已。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的傍晚,南于堡的百姓们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为了躲避炮火的威胁,只能躲入地窖休息。一夜无事,第二天推开院门,不少村民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解放军战士。原来东北野战军大部队已于夜晚强渡金钟河,驻扎南于堡的国民党军队一枪未放便仓皇撤退。解放军进入南于堡时已是深夜,为了避免惊扰百姓,官兵们全部露宿街头,冬季的夜风颇为寒冷,战士们互相拥抱着取暖,和衣而睡,没有一人进入百姓家院子里。

历经多年战乱,村民们一直深受军队扰乱之苦,从未见过纪律如此严明的军队,在部队政工人员的宣传下,村民们对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拥军热情空前高涨。大家听说东野后续大部队要渡金钟河南下,但当时部队只能找到几只渔船,进展很慢,于是纷纷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拼成一座浮桥,让部队得以顺利的快速过河。当时留驻村子里的解放军有一个团,约一千余人,每家每户都宁愿自己住得挤一点,也要尽可能多的腾出空间让部队战士能够好好休整一下。部队在南于堡停留了大概三四天,即开拔东进,参与对塘沽守敌的攻击。为了尽量减少塘沽百姓们的损失,部队避免使用重炮轰击,而是以巷战、近战的方式逐渐歼敌,为此400余位将士血染海滩,其中不少人来自从南于堡出发的部队。

  

  讲述人:董云山,79岁  

       于春海,74岁  

  整理人:胡民东     

 

毛遂自荐的老英雄

近代以来,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其对于国共双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随着战局的发展天津的地位显得愈发关键。解放战争后期,华北傅作义集团作为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支生力军,或撤或守都将对整个战局产生深远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屋建瓴,看出天津是整盘棋的关键,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夺占天津,封死傅作义集团由海路南撤的路线。

1948年冬,担任天津战役东突击集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9纵的一些部队进至南于堡一线待命。因为部队刚刚入关,对天津的环境还很陌生,在准备攻城期间希望能够在村民中找名向导为部队带路。然而,当时的南于堡村民生活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在村庄附近活动,再加上战乱频仍,基本上没有人去过天津市区,因此对从东郊到市区的道路都不是很熟悉。

正当部队领导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姓苏的百姓来到部队驻地,说他知道去城里的路,并主动提议为部队做向导,参与攻城行动。原来,苏某是南于堡的姑爷,家住天津市区,为躲避战火来到南于堡。在南于堡的这段日子里,他看到了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深感敬佩,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为人民军队出把力,刚好听到部队在村里寻找向导的消息,便毛遂自荐,主动要求为部队带路。

次年1月,天津守敌陈长捷部拒绝和平改编的提议,东北野战军遂按照既定计划发起强攻,天津战役打响。苏某作为向导,带领部队沿着曲折的小道,迅速向城区开进,部队经过激战由民权门突入市区后,苏某仍继续冒着炮火跟随部队前进,直到到达小树林地区为止。此役,解放军用29小时即攻克天津,歼敌1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某在天津市一家酒厂上班,于70年代退休。

  

  讲述人:于春海,74岁  

       黄亚民,41岁  

  整理人:胡民东  

 

南于堡小学

解放天津的消息传到南于堡,全村沸腾了,各家各户大放鞭炮好几天,村民家中的玻璃都被震得晃动。解放的喜悦带给南于堡的不仅是战争的平息,更是新生活的向往。南于堡的乡村教育也从此走上了正轨。

在旧社会,贫苦人家的孩子想上学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村民辛辛苦苦为地主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尚且不够养家糊口,更别提能有余钱供孩子上学。况且,金钟河独特的战略地位,给河南岸的南于堡带来的是连年不断的战乱。在这动乱的年代,即使想办教育也是不太可能的。

解放南于堡后,村里的孩子终于有书读了。村民在简单收拾三元庵后,便把其当作校舍使用。庵内的大殿成了教室,一米来长的佛桌并在一块就成了课桌,加上从各自家中找来的板凳,南于堡小学便有了雏形。虽然教学设备简陋,但抵挡不了小孩对学习的渴望。当时很多父母认为小孩上学没多大用,还不如在家干活贴补家用。幸亏老师解释,念书不花钱,不让孩子上学的父母得受罚去站岗。就这样,适龄儿童才有了学习的机会,也格外珍惜。即使每天上半天课后,还得回家帮忙做农活,他们也心满意足。

学校刚开始的时候,解放区派来了一位陈老师,管着班上20多名学生。教材用的是解放区的新文化课本。由于师资有限,二、三、四年级的孩子都在一个班上课,称为“复式班”。陈老师在教一个年级上课的同时,让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就这样,轮流教三个年级学生的功课。陈老师白天给孩子们上课,夜晚还给成年村民开设扫盲班。后来,上级又派来两名老师,缓解了南于堡师资紧张的局面。

 

  讲述人:董云山,79岁  

       于春海,74岁  

       于保锋,67岁  

  整理人:陈 金   

 

童年的记忆

以前村里的小孩在下课后,常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玩起小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踢毽子、跳绳、打鼓是家常便饭,打尜(gá)才是真正智慧与力量的考验。这个游戏需要自制工具。尜形如橄榄状,是用长约10厘米、直径约3厘米的圆木棍两头削尖而成。除了尜之外,还需长约50厘米、宽约6厘米,手柄部分略细的硬木棒作为打板。在大场地上,用打板窄面敲击尜的一头使其弹起,抓住即将落地的瞬间,用打板狠狠地将尜打向远方。将尜打向最远的就是获胜者。打尜虽然操作简单,但对力道的要求大,并考验着打尜时机的选取。光有蛮力还不够,打尜还是一项技术活儿。除了一些大孩子外,不少十八九岁的青年也常玩它。

在当时,村里的“孩子王”一定是打尜的好手。关于“孩子王”的这项要求,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由于师资有限,设备简陋,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名高年级的同学仗着自己力气大,常常欺负低年级的同学。有一次,低年级的同学聚在一起准备玩打尜游戏。高年级同学故意捣乱,把打尜工具偷偷地藏了起来,声称要听他的差遣,否则别想玩。低年级的同学不服,但又舍不得自己精心制作的打尜工具。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一名低年级同学提出,用打尜的实力来决定在孩子中的地位。高年级的同学非常自信一口答应,心想自己人高马大,手头上的劲儿不知道是低年级同学的多少倍。

他们将比赛场地选在了学校的临时小操场上。周边的小孩甚至大人,听说有这么一场比赛,都放下手中的活儿,赶到比赛现场。高年级的同学自恃胜券在握,看到围观的群众里有熟人,便热情地打起招呼。这边的低年级同学赶忙围成一圈,偷偷地商量计策,互相交流打尜的心得和注意事项。

比赛开始了,低年级同学派出代表出来应战。他仔仔细细地琢磨了尜弹起的高度和时间,旁边的高年级同学发出鄙夷的笑声,讽刺他磨磨唧唧的。低年级同学代表在尜弹起的一瞬间,立即用打板狠狠地将它打向远处。高年级的同学又发出了一阵鄙夷的笑声。轮到他的时候,他还满不在意,跟旁边的熟人细说胜利后的情景。高年级的同学确实力量很大,尜被他弹得很高。但他反应却慢了一拍,尜都快要落地的时候,才用打板挥过去。他击打尜的时机不对,尜光是弹得很高,但却飞得不远。放眼一看,比低年级同学打尜的距离要近许多。最终,低年级的同学靠着技巧赢得了比赛。

  

  讲述人:董云山,79岁  

       于春海,74岁  

       于保锋,67岁  

  整理人:陈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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