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东丽

苗街村

    发布时间:2019-02-11        

村情简介:苗街村,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村,“文革”时曾更名文革村。有3194户,8536人,土地面积11870亩。位于军粮城街域中心,东起袁家河,与东堼村、一村相邻,西至镇西路,与塘洼村、李家台村相邻,南接京山铁路,靠近东杨台村,北隔津北公路与永兴村为邻,村形呈条块状。随着小城镇建设,2013年春季至2016年春季,已有2932户村民搬迁至军粮城新市镇,还迁工作仍在进行中。村民们主要居住在军粮城新市镇军瑞园、军祥园、春竹轩、夏荷轩、秋棠轩、冬梅轩。

 

村名的由来

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燕王挥师扫北的一干功臣接受永乐帝封赏。“靖难之役”中,有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苗仲亮,原是金陵(今南京)湖槐树庄子人,在跟随永乐帝征战的过程中战死。他的家眷无依无靠,只好去北京寻找当年与苗仲亮一起打仗的兄弟,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找点营生来维持生计。母子几人赶到北京后,见到昔日苗仲亮的部下如今已经封官加爵,向其诉说了无依无靠的生活现状。苗仲亮部下为报其知遇之恩,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封地,即现在苗街村一带,供给钱粮,使苗仲亮的后人能有立身之地。

宣德年间,一户周姓人家从外地迁居至此,购买土地,安家置业。随后,傅家、刘家先后来到此地安家落户。当时,周家的产业在村北侧,刘家的产业在村南侧,中间自然地形成了一条小道。这条小道为村民共用,后来越来越宽,逐渐变成一条大街,为了纪念祖先苗仲亮,村民们称这条街为苗街。久而久之,村子也就叫作苗街村了。

 

讲述人:杨益樟,75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整理人:王   伟                             

 

碌碡(liù zhou)石桥

苗街村的南侧,有一条窄窄的小河,流量不大,现已渐趋干涸,河上原来有一座石桥,叫碌碡石桥。民国时期地理书上曾记载,军粮城的古迹主要是“石桥一座,盐河一条”,这里说的石桥就是碌碡桥。关于这座石桥的来历,有一段故事。

时值宋辽交战时期,宋朝部队向北开进,准备进攻辽国,大军行至苗街一带,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这条河并不算宽,随军的战马奔跑起来一跃即达,但部队辎重以及士兵们却不能一跃而过。时值深秋,天气已经转凉,大军如果涉水,士兵们很可能会因为寒冷而生病,战斗力将大打折扣。大军一时被困在小河南岸无法动弹。领兵的将军心急如焚,如果不加快行军速度势必会耽误战局,必须加紧造出一座桥来,于是带领一队人马到苗街村搜寻可以造桥的材料。

将军带着兵勇来到村中的打谷场。时值深秋时节,村民们刚刚结束秋收,打谷场上并没有什么粮食,只有打谷用的碌碡立在场中。将军一筹莫展,想着战事就要因为一条小河而耽误,更是急不可耐。望着打谷场上的碌碡,忽然计上心来。他命令将士们把打谷场上的碌碡搬到河边,然后用碌碡造一座桥,供部队临时通过。碌碡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用来造桥打桩尚可,可用来铺桥面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但情况紧急,士兵们只得先用碌碡打桩,然后在打好的桥桩之旁再打一桩,形成密集的桩阵,最后把剩余的碌碡砸成石块,填充桩阵之间的空隙,以形成平整的桥面。宋朝大军顺利通过小河,及时到达主战场,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座石桥因为用碌碡修建,得名碌碡石桥。碌碡石桥存在已有千余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发挥着作用。“文革”期间,碌碡石桥被毁,红卫兵把拆下来的碌碡四处堆放,最后遗留下来的只有几个。 

 

讲述人:杨益樟,75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整理人:王   伟  

 

徐将军纵马毁青苗,刘举人上书段总理

常言道民不与官斗,可在清末民初之际,苗街村却发生了一件举人告官的事情。

徐树铮(1880—1925年),字又铮,号铁珊,徐州府萧县醴泉村(今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远威将军。20世纪初,他带领军队驻扎在苗街一带,兵营就在苗街村的旁边。一年冬春之交,青苗还处于冬眠状态,冬天的土地还未完全苏醒。徐树铮的军队需要给战马喂草,部队中主管战马的官员不懂耕种知识,把马匹散放在村民的田地里。马匹进入田地后,先是吃了一部分青苗,然后因为马匹呼吸使冻土融化,融化的冻土在夜晚再次冻结,致使部分青苗被冻死,给村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徐树铮得知详情之后,随即处理了主管放牧马匹的官员,并酌情对受损失的村民进行补偿,但这些补偿对于村民的损失来说如同杯水车薪。

村中声望甚重的举人刘月坡听到此事后立即到田地里查看损失情况,并找到徐树铮,要求他加大补偿力度,以安定民心。迫于军费吃紧,徐树铮一时拿不出太多补偿,便没有答应刘月坡的要求。刘月坡一气之下写了奏疏,把徐树铮告到军法处。刘月坡在奏疏中痛陈徐树铮放纵军队践踏青苗,并造成青苗多半冻死的惨状,要求北洋政府对徐树铮进行处分,并且给村民恰当的补偿。这份奏疏传到时任民国总理段祺瑞手中,他看后非常气愤,命令地方官员对苗街村进行补偿,并象征性地对徐树铮进行了处分。

刘月坡所作的打油诗“马似龙驹蹄似凿,今年毁了我明年的苗”和举人告官的故事一起在村民中广为流传。

 

讲述人:杨益樟,75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整理人:王   伟        

 

刘万成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苗街村民刘万成(1911—1945年)是范庄子、胡张庄以及永和村的联防指导员。他带领着三个村的村民同日本人打游击,在敌后为抗日战争积蓄力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前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刘万成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带领苗街及周围几个村的民兵,投入到收复失地的战斗中。

刘万成部队接到端掉塘沽新河敌军堡垒的作战计划。由于天津抗战战线复杂,兵力布置不均匀,日军军力调动在1945年异常频繁,这让局部战役的不确定性增加。日军困兽犹斗,坚守待援,民兵部队缺乏攻坚装备,久攻不下,一小股日军赶来增援,刘万城部队腹背受敌。刘万城与战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力量悬殊而全军覆没。他们没有看到战斗的胜利,也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刘万成和民兵战士们,为国旗又增添了一抹红色。

刘万成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不幸的是,由于刘万成所在民兵部队的战士在战斗中全部牺牲,他的家属找不到人可以证明刘万成为革命献身的证据。刘万成的烈士称号一直没有落实。

二十多年后,河北省唐山市一位叫马良的官员发表文章,为当年军粮城参加抗日的民兵正名。刘万成的家属找到马良,在他的帮助下,刘万成的烈士称号终于被落实。那长存于浩渺长空的抗日英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讲述人:杨益樟,75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整理人:王   伟

 

苗街好知青赵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20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的事迹曾影响了一代人。提到“北耘”就不得不说苗街,知青赵耘就是在苗街这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的,赵耘在苗街的励志故事,现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赵耘1936年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他的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受家庭环境影响,赵耘从小就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1950年初,赵耘兄弟二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改了名,将哥哥赵贵银改名为赵耘,弟弟更名为赵田,希望他们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7年夏,赵耘即将初中毕业,是继续升学还是就业,是留在城里还是下乡务农,他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几经思量,赵耘选择扎根农村。他对家人说,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找艰苦的路走,自己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几次和父亲谈心,父亲看到他的坚定决心,支持他的选择。

同年8月份,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即现在的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学生服,换上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赵耘的身体不是很强壮,上初中一年级时曾因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多,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下乡建设农村的决心。到苗街村后,他同村民们一同下地劳作,没请过一天假,没歇过一天工。下乡后的第三年,他因为劳累加饮食不周患上夜盲症,但这依然没有动摇他立志务农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30多人的指挥官。担任猪场场长期间,赵耘起早贪黑,恨不得天天在猪场里生活。一次,一批猪仔突然生病,这下可急坏了赵耘,他先观察病猪,然后拿着专门的书研究,随后跑进城里买药,给病猪注射。他一边研究一边给猪治病,忙前忙后,整整三天没有合眼,最终猪仔的病治好了,赵耘这才松了一口气。在赵耘的带领下,1959年苗街猪场扩展为拥有6个分场、100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如此规模,在燕赵大地上也屈指可数。

一时间赵耘的大名口口相传,组织上仔细考察赵耘的工作能力,认为赵耘同志是可塑之才,可堪大用。很快新的任命下来了,赵耘被委任苗街三队队长,同时兼任三、四队党支部书记。工作期间,赵耘跑遍了全队的每一块土地,为疏通灌溉水道,使农田增产,他与社员们共商制订兴修水利设施、改造低产田、引进良种、推广先进技术的增产计划。计划出炉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疏通水道,工程进行期间,他每天都坚守在田间地头,不仅指挥村民按照计划一步步施工,还亲自上阵,专挑最脏最累的活干。每天晚上回家,他还会根据工程实施进度对计划进行微调。十几天下来,兴修水利设施,试运行的效果比原计划还要好。

一年之后,增产计划初见成效,先进的种植技术也为大部分村民所掌握。在任期间,赵耘每次同社员们开会,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在会上,无论是新作物种植计划,还是农业新技术的讲解,他都耐心细致地讲,有的村民不理解,他就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他身先士卒,哪里有困难、哪里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一年下来,平均亩产水稻由原16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翻了一番多,到1963年平均亩产已达到505公斤。

赵耘以他的虚心、正直、厚道、热诚的品格,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村里大事小事都会找他商量,社员家婚丧嫁娶找他出主意,盖房添家具也找他拿意见。他不仅被乡亲们视为自己村的一员,而且还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主心骨。

1964年6月,赵耘因表现突出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和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杰出青年与毛主席合影。1975年,赵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至1998年,赵耘曾连任十至十二届东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去世。

 

讲述人:杨益樟,75岁,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整理人: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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