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东丽

赵北村

    发布时间:2020-02-27    文章来源: 东丽区融媒体中心    

村情简介:赵北村,明永乐年间建村,曾用名尹儿湾、小赵八庄,“文革”时曾更名红五星村。有734户,2100人,耕地1832亩。东至稻地村,西至窑上村,南至海河,北至老圈村。

村名的由来

明朝永乐年间,来自安徽歙县的赵亮与其弟随燕王朱棣的军队,一路扫北,来到天津。明成祖登基后,两兄弟解甲归田,经过一番寻找和勘察,发现海河沿岸的一片土地不仅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而且鱼虾成群,漕运与客运便利,于是决定在此立户。他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种植玉米、小麦等,闲来无事还去河里捕鱼捞虾,几乎年年都风调雨顺,生活富足。老家的亲戚看哥俩儿在天津混得好,纷纷赶来投奔,于是又有沈、孟、高诸姓迁入。渐渐地,这里形成一个村庄,因赵氏兄弟是村里的第一户人家,村子又地处海河以北,故称赵北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了使航运更加便利,在李鸿章的批准下,海河工程局成立,对海河航线采取“塞支强干”和“裁弯取直”措施。赵北村南边的河道从此改了位置,一下子从村边移到村内,将村子分成两部分。河道北岸因为人少、面积小称为小赵北村,河道南岸因为人多、面积大称为大赵北村。为了方便两岸往来,大赵北村修建了一个渡口,常年有摆渡人往返于河面之上。也正得益于此,赵北村村民进天津城往往不走陆路,而走水路,运输起农作物来十分便捷。

现今,经过天津市历次的行政区划调整,小赵北村隶属东丽区,大赵北村隶属津南区。但小赵北村的人口和面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多变大,已超过大赵北村,可出于历史习惯,人们仍然称其为小赵北村。

讲述人:沈洪祥,76岁                                                                                                           

整理人:聂文斐

日本侵华时期的赵北村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提出此基本政策构想的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近卫声明”。日本试图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建设日本与东亚、东南亚 “共存共荣的新秩序”的政治体系,实则是进行文化侵略,让其他国家在这个共荣圈中接受日本的统治。

日军侵入赵北村以后,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政策之一便是推行奴化教育。日军派汉奸把村里私塾老师抓来,强迫要求私塾老师教授日语,否则非但老师性命难保,学生们也都要被杀光。私塾老师讲了一辈子之乎者也,哪里会日语,但为保护学生,只好晚上熬夜自学,白天教授学生日语。有时老师上课在黑板上书写日语字母,写着写着就哭起来,泣不成声,学生们也不知道老师怎么了,都默不出声。

上课期间,经常会看到几个日本兵带着汉奸巡查,日本兵所戴帽子后面的屁帘一晃一晃,穿着黄皮鞋,皮鞋很硬,走起路来都“呱嗒呱嗒”的。有时上课中途,就会冲进来几个日本兵,把私塾老师推到一边,让汉奸站在讲台中间,召开讲演会,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日本军官还会随时抽查学生的日语学习情况,学得好的就会赏给一块糖吃。小一些的学生,也不懂,拿到糖塞到嘴里就吃;大一些的学生,却知道耻辱,宁愿挨打也不认真学习,后来索性就逃学不去了。

军粮城机米厂的日本兵经常来村里巡逻,每次远远望见日本兵进村,村民们便慌慌张张逃往河对面的亲戚家避难。一日,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村里老孟赶忙拉着儿子庆裕出门。刚出院子,庆裕忽然挣脱老孟的手,冲进屋里,从书包里翻出心爱的《左传》《论语》几本书,跑到灶房,藏在草垛子里。老孟跟着进来,一把拉走庆裕,躲到亲戚家。

过了几日,等情况稳定下来,老孟带着庆裕回到村里。庆裕一进门就跑到灶房,锅被砸了一个大坑,躺在地上,还有几张被撕碎的书页散落一地,庆裕看到,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捡纸片。晚上夜深人静时,庆裕用糨糊一片一片把书页粘起来,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北村才终于摆脱日本的同化教育。

讲述人:孟庆裕,89岁                                                                                                                                                    

整理人:李         芸

赵北村来了解放军

1948年12月,国民党唐山部队欲投奔中山门,路经赵北村,村民称之为唐山败兵队。唐山败兵队据说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军队官兵素质不高,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村民。一些村子为避免灾祸,连村长都要低三下四讨好败兵队,亲自推着小车给败兵队送白菜吃。

一日,一名国民党兵在村里巡逻,听到村里老高家有鸡叫声,三步并作两步冲进老高家院子,鸡吓得乱窜乱飞,大兵就绕着院子左扑右扑,沾了一身鸡毛,也没抓到,狼狈不堪。老高的小儿子在屋里听到声音,不顾老高的阻拦,冲出房门,叫了几声“大黄!大黄!”只见这大母鸡乖乖地跑到小高身边,被他一把抱住。大兵见状,走过来让小高交出母鸡,小高紧紧抱住,就是不肯。大兵急了,从腰间拔出枪来,老高吓得从屋里哆哆嗦嗦连滚带爬跑出来,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夺过母鸡,连忙笑吟吟双手把鸡交给大兵。大兵收起手枪,拎着母鸡,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支败兵队在村里没待多久,便仓促地走了。

村民们也不知道这败兵队为什么说走就走,只是听他们说:“东北虎来了!”村民又惊又怕,心想这东北虎怎么跑到天津来了。

败兵队前脚刚走,解放军后脚就来,都是棉衣棉裤狗皮帽子。嗬!可不就是“东北虎”么!村民们哪知谁好谁坏,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妇女们出门都要抓一把灰抹在脸上,故意打扮得又老又丑。村民们以为这“东北虎”也是路过,谁知就住下来了。

军队派了几个人到村民家商量住宿问题,村民们也不敢开门,只留个小缝,露一只眼睛惶恐地左看看右看看,“老乡!我们是东北野战军,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我们是解放穷苦老百姓的!”老乡也不答应,心想:“你们这些丘八佬(民间对士兵的蔑称)都是一丘之貉,你们都不来,才是解放我们呢!”“老乡,我们可能要在咱村里多待些时日,得借宿在咱村民家里,没有屋子,院子就好!”村民们虽 说害怕,但也不敢拒绝,于是都开了门,让解放军住了进来。

要说这解放军行事也真是奇怪,进出房子院子动静极小,静悄悄的都和小猫似的。天一亮就起床,收拾好自己的铺盖不说,又是扫院子,又是挑水。等村民起来,早已水满院净。和村民借用东西,总记得归还。这解放军不但不抢村民的粮食,还经常给村民送去一整盆的高粱米饭。还有一个理发班,是专门为解放军服务的,他们也经常主动帮村民理发。渐渐地,村民们都被解放军部队感化了。“这都是好兵!规矩得很!”村民们私下里都对解放军啧啧称赞。

时值寒冬,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在院子里还能忍受,一到了晚上,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村民们看到解放军在院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白了,都尽量多腾出一些房子给解放军住。

1949年1月,解放军接到指示,部队迅速前进,解放塘沽。当时从赵北村到塘沽的交通线——海河早已上冻,解放军部队只能赶着牲口拉着大车迎着寒风在冰面艰难前进。赵北村很多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青壮年帮忙推车运物资,村里的妇女则来来回回送开水。

经过数日激战,塘沽终于解放。国民党部队被俘虏以后,解放军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融化改造俘虏运动,召开诉苦大会,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俘虏兵和解放军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随时随地可以交流思想。解放军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最能感动俘虏兵。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上级领导吃、穿、住都和战士一样。有的战士生病了,班长会帮助背行李,把好房子让给战士住。解放军十分讲究军纪军规,善待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俘虏兵渐渐被感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队又来到赵北村垦荒,村民还是习惯地称他们“八路”。现在赵北村一半的田地都是这批部队开垦出来的,村民称之为“八路圈”。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战士们干活从不含糊。为了激发劳动积极性,他们还自发搞起劳动竞赛,在短时间内大量荒地被开垦成条田。部队在赵北村垦荒三年,成绩突出,之后撤离,把田地都分给了赵北村民。

讲述人:高向辰,77岁                                                                                                                                                   

整理人:李         芸

硝烟中的革命爱情

赵北村有一对夫妻,丈夫叫沈洪年(1926年生),妻子叫江志臣(1930—2011年),两人共同劳作,恩恩爱爱,看起来与普通家庭并无分别。与众不同的是,夫妻俩是在朝鲜战场上相识相恋的,他们一个是战士,一个是护士。为了嫁给沈洪年,吉林人江志臣不顾家人反对,背井离乡,千里赴津,硬是与沈洪年结婚,可算是一段奇缘。

1948年底,22岁的沈洪年不幸被国民党抽中壮丁,被迫参军。只会种地的他哪里扛过枪,只能跟着国民党兵颠沛流离,碰到解放军只躲不打。后来,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丘上,看管他的国民党兵被彻底打败,解放军不但没伤害这些无辜的壮丁,还给了他们干粮和回家的路费。沈洪年被解放军的仁义精神所感动,当即加入解放军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沈洪年随军开赴朝鲜战场,因为聪慧机灵,办事稳妥扎实,被编入警务连,在司令身边负责他的安全。

一次,电话线被美军炸断,司令部和前方部队无法联络,为了传递指令和情报,沈洪年穿越炮火去给坑道部队送信。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他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可因为慢了一步,只听身后轰隆一声,便失去知觉。等他再次醒来,已经在担架上,两名护士正抬着他快速前进。一副清秀的面孔映入沈洪年眼帘,担架后方的护士虽然被硝烟熏黑了脸,但依然遮不住少女的风姿。“坚持住,很快就到后方医院了,千万不能睡!”护士对沈洪年说。听到这铜铃般的声音,沈洪年顿时感到疼痛都减少了几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姑娘放心,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战场上抬回来,我怎么会轻易辜负这番好心?”护士听罢,向他竖起大拇指,便又继续赶路。这个护士就是江志臣。

到达医院后,大夫要马上为沈洪年取体内的弹壳,江志臣正好在一旁做助手。沈洪年见状,咬紧牙关,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在疼痛面前有一丝软弱。整个手术过程,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江志臣为他包扎时一个劲儿地夸赞道:“真不愧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就这样,江志臣开始倾慕这个有着钢铁意志的汉子。

还没在医院待几天,沈洪年便急着要上战场。看着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进了医院,他觉得自己不能干耗在这里,要回到自己可以挥洒热血的地方去。江志臣虽然担心他的伤口,可拗不过他的性子,更敬佩他勇于战斗的精神,让他回了司令部。后来,两个人通过书信沟通情意,江志臣时常叮嘱沈洪年要注意安全,切莫盲目往前冲,沈洪年则叮嘱江志臣工作不要太劳累。

1953年,战争结束,沈洪年回到赵北村,江志臣则回了东北老家。本以为一对有情人就要天各一方,谁知没几个月,江志臣竟然背着行李出现在沈洪年面前。原来,为了安抚家人,她回家待了一段时日,可父母一听女儿要远嫁天津,死活不让,甚至把她锁在屋内。江志臣也是性情中人,留了一封信就跳窗逃走了。一路跋涉,来到赵北村,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后,这对革命眷侣一直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江志臣也时常写信给家里报平安。看着女儿如今生活幸福,她的父母也因此释怀。两人隔些时日还会回东北看望江志臣的父母,其乐融融。

讲述人:高向辰,77岁                                                                                                                                              

整理人:李         芸

赵 北 红 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专业医生,只好先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当时赵北村有一批这样的赤脚医生,村民都叫他们红医。

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因为眼疾,久病成医,中医医术高明。沈洪骥(1941年生),20岁跟着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学习中医,立志一辈子为村民看病。沈洪骥不只学习中医,还自学西医,医术精湛。

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十分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银针和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宝。曾有一个村民患了面瘫,沈洪骥用针灸配合草药,用了半个月就把他治好了。

沈洪骥自打从医开始,就养成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去哪儿都带着药箱。有一日,村民请沈洪骥到家里吃饭,饭间,村民突发心梗,晕了过去。沈洪骥顺手拿过药箱,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幸好及时,否则等送到医院人就没命了。

当时在农村,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是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沈洪锐(1949年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求学,在天津卫校培训进修,学成后回村做了赤脚医生,村民都十分相信他的医术。在传染病肆虐的时期,沈洪锐和其他赤脚医生自发组织起来,为村民免费注射预防疫苗,讲解预防知识,切实地降低了村民的得病率。

赵北红医没白天没黑夜,村民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节日假期。他们不但不多收取医疗费,如果谁家贫困,有时还会倒贴药费。附近村的病人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尽管他们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但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村民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但遇到自己治不了的大病重病,他们会建议村民到大医院治疗,有时还亲自陪着去。

讲述人:高向辰,77岁                                                                                                                                                    

整理人:李         芸

桃李满园的姜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赵北村还处于私塾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事业开始起步,村里建立官办学校——赵北小学。

根据当时国家政策的规定,为了限制地主发展,把村里一户地主的空余房子征用做小学的校舍,教室就是一间客厅。学校一共四个年级,学生到了五年级,就要到务本村高小继续学习。所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老师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授课。当时学校只有姜觉民一个老师。姜老师40岁左右,高中毕业,并不是本村人,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赵北小学教书。

一开学,姜老师用红色硬纸板做了五个圆片,上面四四方方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贴在教室的黑板上方。每一批新的学生进来,姜老师都会认真地讲解一遍“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作为开学第一课。“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学生的希冀。

姜老师一个人兼教国语、算数两科,兼带四个年级。一个教室里,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六七岁。对待不同的年级,姜老师都会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姜老师奖罚分明,对于功课做得不好的学生,他会严厉教训,甚至打板子。同时,只要看到学生有进步,就不吝鼓励,甚至自己出钱买铅笔、笔记本作为奖品奖励学生。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常瞒着家里逃学,姜老师总是不惜时间,到学生家里做工作。有些家长对孩子上学本来就持无所谓的态度,对姜老师的家访往往置之不理,姜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真正说服村民才罢休。

姜老师在赵北小学当了几年老师,又在务本村的高小做老师,后又当校长,赵北村大部分村民都曾经是姜老师的学生。之后,姜老师又在小东庄学校任校长(一说教务主任)。70年代“文革”时期,姜老师受到迫害。80年代左右,因病离世。

讲述人:沈洪祥,76岁                                                                                                                 

整理人:李         芸

学徒工撑起村企业

1957年,天津城里的工业发展迅速,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劳动力愈发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厂纷纷到农村招收学徒工,每月发17块的工资,还提供住宿。广大适龄青年看准了这个进城发展的机会,纷纷放下锄头,报名去工厂学习。赵北村的几十名青年也跃跃欲试,兴高采烈地报了名,收拾行李,转天便入了工厂。

学徒工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这些青年不仅要对老师傅毕恭毕敬,还要在完成分内工作之后继续学习演练,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城里的消费水平高,17块钱的工资在让学徒工们饱腹之后已所剩无几,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就在众人沮丧之时,青年小高鼓励大家说:“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又苦又累,但学到的技术是自己的!等我们出师了,也可以拿到像正式工人那么高的工资,咱们不能半途而废。难道你们还想回家种田吗?”众人听后深受鼓舞,也不埋怨了,只是一心地学习工作。

就这样过了三年的光景,1960年,国家政策发生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工业的发展速度放缓,农业重新得到重视,这批学徒工被遣返回村里。他们空有一身技术,却无处施展,很是郁闷。所幸1964年,村里开始筹办集体企业,这些青年原来在城内的汽车制造厂工作,便建议村干部办一个汽车配件厂,正好可以为城里的工厂供货。为了响应“为农业发展服务”的号召,他们先做起了拖拉机配件,凭借从前在城里结下的人脉,顺利接到很多订单,年末分红时,每个工人都能分到六七百块的红利,全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东丽区副区长的王学思来赵北村考察企业发展情况,鼓励村集体再接再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配件厂不负众望,一直紧跟工业形势,不断更新设备,从拖拉机配件发展到汽车配件,而这批曾经的学徒工,成为村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自己为之效力,还向村民传授专业技术。

到1999年,村企业的集体时代落幕,这些曾经的学徒工和他们的后代们纷纷承包工厂,做起了更专门的配件加工,涵盖汽车、拖拉机、建筑等多个领域,生产更加精细化。这些工厂不仅解决了村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其上交村集体的管理费也为村民带来了诸多福利。

讲述人:高向辰,76岁                                                                                                   

整理人:聂文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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